生死劫：我的计划生育运动经历
温江
中国近几十年来做事情时尚以搞”运动”的方式进行，大至国家建设，如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又称公社化，农民俗称“食堂化”），小至环境卫生，如消灭苍蝇蚊子（”除四害”），以至领导干部选拔（”提干”），打击淫秽卖淫（”扫黄”），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生几个娃儿，都是以轰轰烈烈，不循常規，突击猛干，”一年抓几次”的”运动”方式进行。此固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快见成效的优点，也有闲时不理会，忙时胡乱抓，不计成本，得不偿失，只求政绩，急中出错的弊病。最大的恶果甚至可坏到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搞运动并非总是见效。把计划生育称为运动，是因其规模大小和惨烈程度，绝不逊于我党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而且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大运动。别的事或可以”运动”应付，这计划生育，添丁养口，事关人命的大事，却一定行不通。一意孤行，运动下去，势必怨声载道，惨不忍睹。以老温所见证的经历，可谓瞩目惊心，人性灭绝。用当今流行的话说，或有点”反人类罪”的嫌疑。
本人不幸， 刚好被迫直接卷入了此计划生育运动，而且正好是卷进我国规模最大，措施最严厉，效果最巨大的一次。当时应是70年末期，时属文革后期，四人帮刚倒台，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英明领袖与总设计师你上我下，交替为政的时期。老温刚好医学院毕业，分到县人民医院报到。时任卫生局秦局长是南下军队卫生员出身，对管理知识分子经验较多。他在局里分派会上公开讲，”大学生，知识分子，是能做些事的滴。但最大的毛病，就是爱翘尾巴（所谓“到瓜（傻）不精”，自以为是，不服领导的官方俗语）。但对此我正好有高招，就是分配下来时先不分派工作，直接送到万家煤矿（本地知名劳改煤矿）劳动一年。不表现好不收回来，保证以后回来规规矩矩，听说服贴，决不敢翘尾巴”。当然，出于对”文革”后县上第一次分到的医学院毕业生的照顾，此局长还是刀下留情，没有送我上山挖煤，只把我派到乡下一个公社医院当一年县卫生局医疗队长，另有两位县卫校医士班新毕业的小姑娘陈姑娘，史姑娘一起派下来作医疗队成员。下下基层，仅相当于“上山下乡”，吃点苦头，受点”再教育”而已。确实比去万家煤矿挖煤好了不少。当然，此公社医院也非同一般公社医院，是省卫生厅重点扶持要点，有省上出资新建的27张病床的住院部和正规手术室，其环境设备已明显优于全县其他公社医院。但医院医生全是中医和卫生员，没有一个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西医医生。办好此省重点医院，倘若有些成绩，县上也会有点光彩。
众所周知，文革后期，由于领导们忙于抢班夺权，以至政令不行，民不聊生，计划生育工作几乎无人问津。加之城市人口无所事事，”造人运动”得以复兴。和全国相似，四川省人口出生率当年已从文革初期国家规定的1.0%上升到2.7%，走到了全国前列。不知是当时哪位中央领导的指示，当年夏天，要拨乱反正，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突然下令，要各地在年底以前，要把人口出生率从3%左右下降到1%以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必然要面临行政处分，乃至丢官掉爵。政令既出，从省，市，县，区都马上派有党委书记专职负责，责任到人，定时完成。此事听起来不难，不就是个指标吗，才变1.7%嘛，当年反右运动的指标多大呀，那可是要抓人口5%的右派。当时把不听话的人多多加上去，帽子戴上，不也就成了吗？可这减少1.7%的人口出生率的确就不大容易了。除了已经生下的可加以罚款，猛坐“学习班”外，那还没出世的新人口，多数是已经做在肚子里的了，那都是一条一条的命呀。全国不说了，光四川省的一亿多人口，全省今年就必须少生近两百万新生命出来。要在5个月内达标，不灭人消胎是绝对做不到的。
几十年的搞运动的经验，加上文革的新鲜演练，各级领导可谓雷厉风行。宣传先行，行动到位，全国层层动员，各级把关（后来知道，此运动不光是涉及医疗及党政系统，公安局，派出所，武装部，民兵连都有安排）。上级一声令下，马上就贯彻到最底层的生产队一级。城市情况我没参与，不得详情，或许会比乡下文明一点。我直接参与的农村，是由省，市，县，公社大办计生引产学习班，落实方法，设备，人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领导主要是”指拇发电”(农民讽刺干部”光说不做”的代名词)，主要执行人员，还是基层社区及公社医院医疗人员，当然就包括我们。两个医疗队的小姑娘马上到县上参加了两周学习班，主要是刮宫和注射雷佛鲁尔及水囊引产技术。雷佛鲁尔本是一种黄色的消毒药，注入子宫腔，发现可以刺激子宫收缩，导致人工流产。水囊引产技术是把水囊插入子宫，再注水压迫子宫收缩，导致人工流产。3月孕以前孕妇一律用器械刮宫流产，4至8月孕孕妇一律用雷佛鲁尔或水囊引产。我由于是男性医生，男医生农村地区做人工流产还不易被接受，所以负责内科体检，医疗技术把关，负责每位孕妇的身体检查工作，没有直接动手亲自操作人工流产手术。
当时，每个生产大队有民兵连，每个生产队也设有专管妇女事宜的妇女队长，(生产队相当于”公社化”前旧体制的村一级，一般不超过几十户或100来人，每5到10个生产队合称为一个生产大队，又称“管区”）。公社的高音喇叭，直接连线到每一个生产队。每天几次高声广播新的计划生育政策。街上也贴起了宣传计划生育的大标语和宣传资料。为详查妇女的怀孕情况，由毫无医疗知识，但刚从县上培训回来的的生产队妇女队长给每位妇女作妇科体检。大肚子不说了，证据确凿，其他妇女一律强行作妇科检查。也就是用手指伸入阴道作阴道腹壁双合诊，以了解有无子宫增大。有孕而无生育指标者，一律强行送公社作人工流产。以后数月当中，每隔14天，所有育龄妇女都要由妇女队长重新再作妇科双合诊，以把新的妊娠一律消灭在萌芽之中。由于运动来势凶猛，不少孕妇不得不外出避难，走亲串友，远走他乡，以图保住现有妊娠，时称“超生游击队”。不过当时对她们的政策，可不是象中央电视台表演的那么妙趣横生，也远比现今 ”城管”，”强拆”人员对老百姓更加强硬，凶狠，当时那可都是按当年对待 ”国民党反动派”，或”现行反革命” ，杀人犯一样对待的。
公社医院就建在公社所在的乡镇上。高音喇叭就在大门外。声音如雷贯耳。自运动开始以来，医院大院就大门紧闭。一把大锁，与外界隔绝。进出大门完全由土改时入党的老中医，现医院陈院长控制。27张病床中的25张全部划作计划生育任务专用。高潮时还要在会议室加床。手术室只作人流手术。非急诊住院病人一律不再收住院。县医疗队全职作计生工作。头几天住院妇女全是由生产队派人送来。几天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多数是由武装民兵押送进来。以后有好几次是用解放牌大卡车，超生妇女被五花大绑捆在车上，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站在身后。先在街上游街，高音喇叭广播罪妇名字，生产队住址，逃逸旅程，再押入医院，立即执行。与当时“严打”或“镇反”时枪决犯人方式并无异样。大有文革中唱的“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的势头。按说计划生育，只是政策，尚不是刑法。“运动”一来，就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以称之为“运动”。对胆敢公然违反我党政策的威慑效果，不言而喻。人性何在？法律何在？思其原因，唯一可以联系起的因缘动机，与其说是对上级的服从，不如说是各级官员为保自己乌纱帽，或是视为升官晋爵的一次机会的一己私利更为准确。人性泯灭，可见一斑。
医院内部，也是哭声震天，骂声不绝。骂天，骂地，骂先人，骂医生打的堕胎药不灵，骂肚子痛而死胎不落地。只差没骂政府，没骂官员 (高压之下，多半也不敢)。但心中之气，一定是冲着政府，官员而来的。早期孕妇多已作人工流产后回家，住院妇女多系晚期孕妇，7，8个月乃至9月孕的孕妇占一半以上。胎儿多已成熟，又多系历经艰难都不会流产的超健康胎儿，对引产措施也异常抵抗，多数打药后好多天乃至一周都不流产。孕妇们就在院子里边跳边骂，试图把胎儿骂出来，跳出来，以早日结束苦难，回家与家人团聚。8月孕以后的胎儿，在肚子里面喝了黄色毒药也不一定毒得死，流产出生后半数是活胎儿。他(她)们的生命力极强，对氧气的需求也似乎不高。各种想象得出的处死办法，都似乎不大奏效 (。。。，。。。此处必须省略200字！) 。水桶里尒(mi 4)了几个钟头，仍有挤眉眨眼，无闭眼断气之象，叫作恶者十分难办。此情此景，真是分秒不能回想。亲手杀害人类同胞，祖国未来，实在是永远罪不可赦。可怜医疗队的两个小姑娘，二十不到，尚未耍朋友（四川话谈恋爱的代名称），就一人被迫拖下几十条命债。不知她们如今作何回想。小姑娘们是执行者，可以被她们自己的良心和别人的手指所指责。可更应指责和鞭笞的，不是那些指示她们执行的良心丧尽，人性灭绝的幕后”指拇发电”的各级官员吗？
所有这些已经或准备灭掉的生命，都存在会议室的5，6个有盖塑料水桶里，由医院厨师周孃晚上拿出医院，埋在附近的田边地角。由于数额颇大，这几月少说也有百十条生命终止在这个院子里，周孃常常要走好久夜路，才能觅到一个不重复的地方。周孃在医院做饭，工资很低，大约一月就二十几元。她为人善良，也不愿做协助杀人的伤天害理之事。好歹许她3元一胎，等于几乎多拿一年工资，方把事情办好 (相当于现今政府订购波音或空客的战术)。由于地点相对集中，周孃半夜鬼鬼祟祟，不可能走得很远，也不可能挖得很深。若干年后，一定会有人在附近不断发现或找到这些冤魂野骨。既然人间地界容不得他们，但愿他(她)们或能够有幸免受人间之苦，提前在天上乐享天年。
这期间还有一些插曲，值得一提。某日下面大队民兵押送来一晚期孕妇，似至少有8月孕以上，小医士史姑娘没听到胎心，疑是死胎。不过观其腹部偏大，肚脐突出，脸色不佳。老温体检发现不是妊娠，而是腹水。此地寄生虫或肝炎肝硬化导致腹水的常有发生，所以此例病人被我们特赦放出医院，嘱其到其他医院就诊，免去她“人流”之苦。不过后来专区”计生简报”有报道，邻近崇州县发生妇女因肝硬化腹水打雷佛鲁尔后肝昏迷致死的案例。成了冤死之鬼。我们也算运气，百忙之中，还未摊上此等丑闻。
忙乱中也发生过一场虚惊。由于本公社计划生育执行有力，成绩斐然。当然也有各种计划生育不人道的”谣言”外流。一些消息后来传到我所读医学院妇产科权威杨主任耳里。她是省计生委成员之一，立即驱车携助手前来咨询。当年没有私车，能坐小车的都不是等闲之辈。陈院长当然不能不让她进来。半个钟头之后，东看西看，该主任突然勃然大怒，说，”这哪叫计划生育，你们简直是杀人!”，说要去省府控告我们杀人罪。不过，下午她又专门回来，灰头土脸，对我们说：”你们自重吧，我管不了，也不管了”。杀人罪，谁不怕呀。倘若今后政策有变（我党政策素有”初一，十五月亮”的多变美名），发令领导可以因”犯错误” 被贬到“政协” 去当常委，执行者可要面临被“敲沙罐”的（四川话枪毙，砍脑壳的代名词）。陈院长和我们紧张了一天的气氛这才缓了下来。杨教授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拿过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共产党员，是省医学界说一不二，叱咤风云的权威专家。她去省上见到了什么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能让她封口的人，地位一定不低。若今后这次计划生育运动被定位是不可歌功颂德的丑事，此人一定是可以够得上”黑手”级的人物。
时年年底，省上宣布人口出生率胜利下降到上峰指标。突击5个月，四川省人口出生率超额成功，降到0.7%。也就是说，当年四川一省一亿多人口，足足少生了两百万以上。以四川占全国人口10%估算，那当年全国的冤魂应在千万以上。真是应了”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名言。这少生的人口与“计划“毫无关联，多数是人为夭折，即当年本来必然出生的能哭会笑的婴儿。我们所在公社有一万把人口，这少生的百十口数额，多数由我们参与执行。这些受害者和家属被强上菜板，任人宰割，强制堕胎的经历虽短暂，但身心痛苦必将伴随她们今后的整个人生。他们虽是农人，是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缺乏发言权的农民兄弟，但他们也是人，是和我们一样能说会笑的普通人。具讽刺意味的是 ，他们正是我们官书上号称的 ”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用最动人的官方语言，她们是我们的 ”阶级兄弟”！可就是她们身上的某一块肉被认为是“多余的”，她们就不得不享受了以往只有 ”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 们才能享受的全部经历与痛苦。真可谓人性泯灭，情何以堪 。说人性，在这里已经是太奢侈；讲人权，在这里已经是太沉重。
如今30几年已经过去。由于国家严格的计生政策，我国人口出生率长年保持在1%左右。已在世人口与后来人口的博弈，总是暂时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被无情强制堕胎，引产的父母们被迫以非人方式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牺牲。他们的惨痛与悲哀，旁人很难完全理解。他们被强权剥夺本人及后代的基本人权的惨痛事实，不可以以任何光辉的理由加以辩解。如今，运动式计划生育已不会，也不大可能再实行下去了。我只希望今后少搞运动，多做踏实事情。但愿这种害人害己的运动离我们更远，最好永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