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伯恩一家在中国

基尔伯恩一家在中国72年的奉献

（1891—1963）

重印自加拿大医学会杂志 1967.8.26

97，471-483..468-470.490-494页

基尔伯恩一家

记录了一个加拿大家族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为医疗工作和医学教育所作的贡献

Bertha Hensman（伯莎·汉斯曼）ph.D.，D. Phil.，*

香港

*Bertha Hensman 香港中文大学求精学院、英国语言及文学教授。

本文经允许、修改、再版自香港求精学院学报1963年No33。

编者注：

1967年6月23日莱斯利·基尔伯恩（启真道）突然在多伦多西方医院辞世。时值他与编者们密切工作准备本文的发表，也正是他在从事书写华西大学的历史之时，写华大历史他已盼望多年了。

英国作家Kipling（吉普林，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对他的同胞曾说道：“他们必须去知晓只有英国才清楚的英国人。”此话对加拿大具同样价值。多数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在国外被误认为是美国人，而在英国殖民地如香港又被正式指定为英国人。加拿大教友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做了许多医疗工作，当加拿大人想及这些医学教友时，总是倾向于联系到像David Livingstone（大卫·利文斯）或Albert Schweitzer（艾伯特·史怀澈）。然而他们二人均不能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医学教友（medical missionaries）。

由于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大力宣传，许多人似乎认为那个在中国工作了18个月的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才是唯一的加拿大医生，他所做的任何事对中国都是重要的。一位美国荣誉教授曾经写道，无论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希腊医生，医学之父）还是金纳（Jenner英国医生）或巴斯德（Pasteur，法国细菌学家）或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英国医生，青霉素发明者），他们都不如白求恩被众多的人所知和尊敬。如此轻率陈述的真像会被任何一个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略知者所疑问。提及中国唯一的中医华陀，知道他的人较白求恩还多数百万，（华陀是著名的中医内科、外科医生，生活在2世纪，他受到所有中国人的尊敬。）

加拿大人罗伯特·蒙（Robert Moon）在他的书“我见到了国外的加拿大”中承认，以前他对有代表性的同胞在其他国家已经做和正在做的工作是缺乏了解和无知的。

加拿大应以基尔伯恩一家为荣，应熟知这一家人及其工作。

1891年奥玛·莱利斯·基尔伯恩（启尔德）作为教会的先遣队员从加拿大穿越太平洋，乘河道蒸汽船和小家用船，朔长江、岷江而上，由上海到达四川西部，之后他成为负责在四川首府成都建立华西协合大学的一位领导，多年来这所学校一直是中国汉口以西地区的唯一现代高等学府。

1914年他因建立华大的医学院而在国际医学教友团中著名。自1952年以来其子莱斯利·基尔伯恩（启真道）又因推进香港的一所高等教会学院——求精学院而著名，约有11年的时间，他领导、推进这所学院，在逃难的环境下，由一个次级不合格的学院发展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个基础学院之一。中文大学于1963年成立，他起了重要作用。

从1891年到1963年的年代，这一卓越的加拿大医生家庭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

基尔伯恩家

奥玛·基尔伯恩（启尔德）——1891——詹尼·福勒（1892去世）

——1894——丽塔·吉福特（启希贤）（1864—1942）

奥玛和詹尼为加拿大卫理公会先遣队的华西工作团，1891年来华。丽塔是1893年为

妇女联合教会的先遣队来华，1894年与基尔伯恩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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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吉福特（启真道） 康斯坦斯·艾伦 科拉·艾尔弗雷塔 罗兰·肯尼思

（1895-1967）（1898-1961）（1899- ）（1901-1959）

麦克鲁尔家

威廉·麦克鲁尔——1888——玛格丽特·安·贝尔德

加拿大长老会先遣队1888年来中国河南，安是随美国长老会来华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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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尼特·罗吉（启静卿） 玛格丽特 罗伯特·贝尔德

（1894-1945）（1903-1938）（1900- ）

珍尼特·麦克鲁尔——1921——莱斯利·基尔伯恩（启真道）

1921年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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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麦克鲁尔 玛丽·埃丽诺 弗朗西斯·玛格丽特 吉恩·艾尔弗雷塔

(1923__) (1924__) (1927__) (1930__)
　

1947年莱斯利（启真道）与吉恩·米勒结婚，她作为医学教友受加拿大联合教会，派遣来华。1923年罗伯特·贝尔德·麦克鲁尔与艾米结婚，来到河南，有四个孩子：诺拉，道格拉斯，帕西特，约瑟芬。1949年玛丽·埃丽诺受加拿大联合教会派遣来华任护士，1951年共产党接收华大后回加拿大。1952年莱斯利和吉恩·米勒离开中国去香港，在香港大学继续作医学教育工作，直到1960年夏，之后在求精学院（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基础学院）莱斯利任副校长，1963年他们回到加拿大，1964年夏从加拿大联合教会世界传教团委员会退休。
　

启尔德（Omar Kilborn）1867年11月20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Frank，是兄弟五人中最小者，5个人中只存活了二人。他靠兄长的支助，得以求学。先后在Queen's大学获金奖和文学硕士（MA）学位后，开始学医。23岁前取得外科硕士（C·M）和医学博士（M·D）学位，之后在爱丁堡及德国海德里读研究生，仅管他在Queen's大学已获得了一个工作位置，但他仍选择作一名志愿先遣队员，受加拿大卫理公会派遣1891年到四川开展工作。这之前该教会在海外只有日本有教友，均未开展医学教育工作。启尔德医生力谏他的教会去中国开展工作，包括医疗工作，这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位退休的教友，曾与美国圣公会和卫理公会的两名教友在中国东部工作过，建议新的冒险地应去四川。

1891年启尔德医生在离开加拿大前与詹尼·福勒（Jennie Fowler Queen's大学文学硕士B·A）结了婚，他们一起乘小船经上海沿长江、岷江逆流而上入川，历时三个月，旅途极其艰难。1892年到达成都后两个月，最大不幸降临，詹尼因霍乱病去世。

1894年启尔德与加拿大另一教友丽塔（Retla Gifford启希贤）在成都结婚。丽塔出生在安大略省，是八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位，在当时只有少数妇女被允许学医之时，她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后该院并入了Trinity大学），1891年毕业，获得大学的医学博士（M·D）和外科硕士（C·M）学位。1893年受卫理公会之邀，以医学教友志愿队员身份来华，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位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女医生。他们最初住在嘉定（现在的乐山），之后七年经历了中国巨大的政治灾难，排外运动及义和拳起义。此时启希贤还参与其夫在中国西部建立医学中心的工作。

1895年4月7日启真道出生，5月全家迁居成都。此时正值反对洋人排外活动高潮，城内外国人所有财物均遭破坏。他们躲藏经历了好些危险的日子后，才在一天晚上半夜上路逃离成都，乘一小船，历经长途航行回到上海。同年晚些时候，他们又回到了成都。启希贤医生开办了一所妇女儿童医院。启尔德医生继续担任先遣志愿队员的组织及领导工作和建立了一所为男性开设的医院，于1910年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成为这所新大学校董会的第一任主席，又经过进一步努力，1914年建立了医学院。以上两所加拿大教会医院多年来一直是医学院的主要教学医院。

当时教员奇缺，启尔德医生从大学成立到他1920年去世离开华西，一直是教员中的一员，除了承担医学课程之外，还教授其他课程，如化学、生理、眼科等。启希贤医生教儿科学、治疗学及医学生的其他课程。

启尔德医生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四川的组织发起人之一，又兼任教区的牧师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时期，他参与了救治伤病员的工作。在美国人Rev·James·M的著文中曾这样写道：奥马（启尔德）医生通过新建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有数月时间参与救治伤病员。这些士兵在受伤后最初往往得不到任何帮助，当时食品缺少并很难获得，时值雨季，他常常不得不步行，赤脚穿草鞋走在泥泞的战场上，用他那广博的知识遍及各伤员。他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离开设备好的医院去为普普通通的士兵服务，而在当时士兵是不受人重视的。中国人都说他真正是一个完人，从未见过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1898年他们的大女儿康斯坦斯·艾伦出生，1899年二女儿科拉生在加拿大休假时期。1901年小儿子罗兰出生于成都。启希贤医生又教书，又抚养孩子。

1919年启尔德医生回加拿大休假，1920年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口腔博士（D·D）荣誉称号，一个多月后他因肺炎去世（源于1914——1918年战后流感病毒感染），享年53岁。

在成都，众多基督教徒及中国的朋友为他举行了基督教的追悼会，而非教会人士及领导们更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悼念活动，成为当年教会工作中最重大的事件；人们在孔庙内广场上设立香案，他的照片高悬于彩旗之中，有僧侣们身着白色丧服吟诵经文，唱着祈祷文，引导着纪念活动进行。在这之前和之后均从未有过那一位教徒受到过如此特殊的荣誉。

人们高度评价他的功绩，他是一位细致的管理者，口才极好，善于词令，是一位极具创建性的教育家，一位忠实的朋友；人们高度赞扬他在中国的贡献，他在中国的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是他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对中国有益的事业，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

他著有好些书，其中“健康与疾病”1910年在加拿大出版，为医学教友们的工作用书。“中文教材”1917年在成都出版，供一年级医学生学习使用，此书是所有外籍学生使用的重要教材，一直用到1930年末。

启希贤在丈夫去世后，返回华西，继续在医学院任教和从事加拿大妇女儿童医院工作长达12年。她与其丈夫一样为创建华西大学的医学院做出了重要贡献。

启希贤怀着年青人的热情，反复劝说领导，力争医学院招收女学生，当时学校是不收女生的。她与其夫一样有着坚定信念，和其他教友一道，多次承受政治动乱的危险，而且毫不灰心，1895年极恐怖时期几乎无法生活，但他们仍无所畏惧，专心致力于教会给予的工作和对中国人民的奉献。

启希贤和她的丈夫一样，极具口才，深受中国人的欢迎、信赖。她还是反对缠脚运动的志愿者之一，成为该协会早期的主席。由于她在生活中亲眼见到许多小女孩受法律规定缠脚，从而带来了种种痛苦。她在华西一直工作到1933年退休。她最大的贡献是为儿童医治疾病。1942年12月1日，她79岁时在多伦多去世。

启真道（Leslic Gifford Kilborn）在他父母为创建华西努力工作时期回加拿大学习，1913年通过录取，获得了爱德华·布莱克奖学金，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主攻生理、生化学。1917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获得到维多利亚科学银质奖，之后继续攻读生理学研究生。此期他得到大量经济支助，建立动物实验室和做其他有益工作，担当生理学的演示法教学者。1918年获文学士（M·A）学位，后继续攻读医学，1921年毕业，当年与珍尼特·麦克鲁尔结婚。秋天他们乘船返回中国西部。回到成都后，先在彭县华西大学语言学院充实中文，又做了些医务工作，18个月后回到成都。

开始启真道在医牙学院任教，教授生理学和生化学，且全用中文讲授。1923年7月大儿子罗伯特出生在峨眉山。次年第二个孩子玛丽·埃利诺出世。1921-27年四川省地方君主连年混战，1925年他受枪伤，生命重危，恢复很慢，历时四个月。由于这一枪伤致使他的左肩留下永久残疾。

如同他的父母亲一样，他也善于言辞。他一直在华大教书，还将外文生理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出版了生理学实验手册。（这是受到中国医学生们和一位对现代医学不屑一顾的年长的中国教师协助下完成的。）

1927年中国革命时期，他们全家经由重庆到上海，在航经一条小河去重庆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弗朗西斯·玛格丽特。旅途常遭受战火，随处躲藏，有时不得不藏在船的货仓里。到了上海正值蒋介石占领上海，又一次遭受战火，几天内带着三个孩子搬了三次家。

1927-1928年启真道第一次休假回加拿大，继续完成了他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取得了多伦多大学生理学哲学博士（Ph·D）学位，1928年秋全家又回到成都。离开前还去波士顿Carnegie营养学实验室工作了短时间，从温哥华上船的行李中他还带有野外检测基础代谢的仪器，他计划将对中国西部外来民族生理学特征进行调查研究。

除了教生理学、药理学外，他还教授医学英语。启真道医生还被选为华西大学管理层的接班人，任华大医牙学院院长直到1950年辞职。大部分时间还兼任医学系系主任一职。

1930年第四个孩子吉恩·爱尔弗雷塔出世于成都。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启真道与华大职工一道，日以继夜地为欢迎、帮助、安排逃难而来的各大学职工和学生。他们一直在成都避难了好些年。他负责安排来自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牙学院，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职工和学生，为之提供食宿，安排他们使用华大的实验室和医院继续学习。协和护士系是最大的一批于1941-42年到达，之后，燕京大学的教职工来到。启真道夫妇家常挤满流亡来的各校教职工，其中有金陵大学的校长吴贻芳，南京大学的彭**和女儿等，许多知名教授和家属，或先或后，或长或短住了一些日子。

他除任院长和担负沉重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了对西部边境地区一些民族的调查研究，先后担任了社会学杂志编辑（1925-34；1936-1941），主编（1941-1942）。在那多灾多难的年代，他的夫人珍尼特一直与他并肩战斗。

珍尼特·麦克鲁尔（Janet Mcclure启静卿）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M·D）学位，1894年10月6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是威廉夫妇之长女。她的一生同样充满着挑战和奋斗。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家庭，还用相当时间管理了眼科诊所，之后承担了华大教职工的健康方面的诊治工作；她给医科学生上儿科学，给医学和口腔学生上医学英语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1925年启真道遭枪伤时，她的血压开始上升，之后四年的政治动荡和危险，使血压无法恢复。1935-1936年的休假，他们带着四个孩子，途经蒙古-西北利亚回国，为的是让启真道正好能参加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召开的国际生理学会，在转道芬兰、瑞士、丹麦、英国时能对许多医学院校进行访问，之后再回加拿大。1936年全家又回到成都。1937年夏正在峨眉山休假，中日战争爆发了，他们尽快地回到成都，日以继夜参加接待从中国北方、东部逃难而来的流亡学生。1939年日机开始轰炸成都，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大家称之为弟弟学校）迁至仁寿，启静卿任学校主管两年，还部分时间任校医。该校主要招收教友们的孩子，后来也收中、西方其他人士的子女。这两年里她两次小中风，但恢复较好。他们的大儿子罗伯特1941年回到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后，参加了加拿大皇家空军。她为他的安全担忧，开始偶发心绞痛。

1943年加拿大与中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启真道被加拿大政府派遣协助在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成立使馆，他作为对中国事件的临时顾问及参谋，出色地工作了四个月。秋天他们全家经西南飞越驼峰2000英尺高的缺氧区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为等待船运来的行李，会合三个孩子及华西教友的两个女儿，最后11月才乘船经澳大利亚、圣佛朗西斯科转乘火车回到多伦多。

启静卿医生再次与父亲和儿子相聚时，非常快乐。最小的孩子也进入多伦多中学，学习适应，表现出色。1944年她患轻度冠状动脉梗阻，很快就恢复了。此时大儿子仍在部队中，他们计划让启真道单独回中国工作，留下三个孩子在多伦多陪母亲，但就在启真道行前，启静卿发生了严重的冠状动脉梗阻，住院治疗几个月后于1945年5月10日辞世。

启真道医生安排好孩子们的学习后于1945年11月再一次在战争条件下航海经印度，由驼峰航线单独回到成都继续工作。

启静卿医生的父亲威廉·麦克鲁尔(William.Mcclure)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就读于Mcgill大学，在1888年来中国前就是加拿大长老会去北方工作的先遣队员之一，还是蒙特利尔地方医院的负责人。此后长年在中国北方，从事医学教育和教会工作。1917年他已是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教授，一直工作到退休。由于他长期对医学教育的贡献，Mcgill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LL·D）荣誉称号，1956年病逝于多伦多，享年100岁3个月。

启静卿的弟弟罗伯特（Robert. B.Mcclure）在1924年也成为医学教友来中国的队员之一，到河南后吸引他注意的是对中医药开业者进行有计划的训练给与医学科学基本知识。在1937-45年抗日战争年代他成了传奇人物，至少是组织和自由穿越中国的指挥官，尤如友好的外交部门。他至今在印度加拿大教会医院工作。

1947年后启真道与吉恩·米勒医生在香港结婚。

吉恩·米勒(Jean .E.Millar Kilborn)是一位麻醉医师，1906年出生于安大略省。毕业于Western Ontario大学，获医学博士（M·D）学位。1932年，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妇女教友会派遣来成都，时值启真道之母启希贤医生快退休以接替她的工作。吉恩·米勒医生到成都时，正值街头巷战刚结束，她不得不翻越无数的掩体，艰难地寻找途经到达妇女儿童医院。一到手术室，立即被介绍给启希贤医生，她立即安排她上手术台为病人麻醉。此时不断地有病人送来医院，而启希贤医生则忙于救治那些受伤的妇女和儿童去了。以后吉恩·米勒医生又接替了启希贤大量的儿科教学工作。吉恩·米勒医生在1941-43年两年间就与启真道家交往密切。当她迁往仁寿的加拿大教会学校任医生时，当时启真道家的四个孩子就读于此，她还与启真道夫人启静卿曾共事于此校有一年的时期。

吉恩·米勒医生婚后，夫妇二人从香港回到成都，继续一家人对华西大学的贡献，不过这段时间不长。

二战胜利后，流亡学生相继回校，他们之中最后离开的是在1946年。此时华西大学刚开始恢复正常秩序，共产党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很快控制整个中国，此前他们夫妇在加拿大有几个月的短暂休假，1949年回到成都。1949年圣诞节，共产党的军队已到达四川成都，几乎将解放全中国了。 1947年启真道辞去医学院领导工作，赞同一位中国教授继任，1950年秋辞去医牙学院院长职务去了香港。

启真道还不是启尔德医生一家唯一在中国为医学教育而贡献的基督徒。其大妹妹康斯坦斯·埃伦(Conetance. Kilborn. Ellen)1919年毕业于维多利亚学院，主修英语和历史，并取得优秀的成绩。在她取得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证书后，在Alma学院教了一年书，后与同班同学刘易斯·沃姆斯利（Lewis. C. Walmsley黄思礼）结婚。

刘易斯1897年出生于安大略省，1919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主修其著名的数学和药学，获文学士（B·A）学位，他与康斯坦斯同时获得该校教师证书。在一次回国休假时，荣获教育学博士称号。论文涉及有关中国的教育。1921年，刘易斯被派往中国，经过两年的语言学习，被邀请任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负责人。这个学校坐落于邻近华西大学，开始只接收教友们的儿童学习，在刘易斯领导和康斯坦斯协助下，以后开始招收中国儿童（他们的父母受雇于不同的职业）。该校被安大略政府教育部门认可，视为一所安大略的学校。指导加拿大学校的中、高年级录取考试试卷均被送往多伦多去登记管理。刘易斯不单在成都和在仁寿逃难期间，都沉着稳定的担负着创立较高的教学理念，领导学校走向更高的学术标准，而且在二战后，在四川与外界交往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如此。至于学校的职工和学生团体飞越驼峰迁至印度Mussoorie以后，他们是否一如既往？保留了那些呢？

1947年刘易斯回到成都，从金陵大学收回校舍（战后一段时间仍被金陵大学占用着）。由于共产党军队接近成都，余下的时间不多了，1948年他们全家离开成都，他接受了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室副教授的工作，几年之后成为该室的主任，1962年退休。

刘易斯不仅是个教育家，善于辞令，还是一个艺术家。1958年，他与Chang Yin-Nan合作，翻译出版了王维的诗，还画了许多中国西部风景画，近年来还画了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风景油画。培养出众多加拿大学校高水平的毕业生，证明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出色的教育家。加拿大学校在刘易斯夫妇领导和激励下，独一无二地使学校成为具有独特的极好的开明教育方式，具有高水平的学术和文化培养质量。在学校短暂的历史时期中，培养出了两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罗斯学者（Rhodes scholers），许多男女学生都具有卓越的出色的工作经历。

启真道的小妹妹科拉（Cora .Alfretta. Kilborn启智明），出生于1899年，她也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奉献给了推动中国护理教育的事业。1920年，她毕业于多伦多的维多利亚学院，获现代语言荣誉学士学位（B·A）。之后在多伦多医院护理学院接受培训。毕业后又在多伦多大学进一步深造公共卫生护理学；后来又完成了教学和管理的课程。1926年，她随着加拿大联合教会的女子志愿队来到华西。在华大教学医院之一的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工作。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她和母亲都在这家由她母亲建立的医院负责医学和护理学的教学工作。母亲退休后，她继续留在成都工作和教学。

几年后，她一度回到加拿大照顾病重的母亲。1941年母亲病逝后，她又回到成都继续了她的工作。而此时的妇女儿童医院已遭战争破坏，华西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战后所有的教学医院都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的统一管理之下，在华大校址上新建华西协合大学医院。其中一个新计划就是设置护理专业，科拉成为大学护士部门的负责人，到1950年有一个班毕业，科拉回到加拿大。

1949年，同启真道夫妇一同回成都的，还有他的长女玛丽·埃莉诺(Mary. Eleanor. Kilborn)。玛丽是一位注册护士，于1924年生于成都，她的小学和大部分中学阶段都是在成都和仁寿的加拿大学校完成的。从他们全家回到加拿大一直到1943年末之间，她在多伦多念完了中学，然后放弃了进入麦克马斯特尔大学的志愿，转而到多伦多女子大学攻读护理专业。继而她又在蒙特利尔完成了护理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之后她随同父亲于1949年10月回到成都，成为启真道家族第三代在中国的医疗志愿者。由于她从小生活在中文环境中，所以当她一到成都就开始了在华大医务室的工作。但她在这片她从小长大的土地上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9年12月成都被解放军包围占领，之后被接收，大约两年以后，也就是1951年，她便离开成都回到了加拿大。至今仍继续作护士工作。

启真道夫妇1949年回成都后，他们共同承担了许多忧患，处理了许多管理方面的难题，经历了许多棘手的谈判。由于启真道在华大管理层的领导地位，在共产党军队进入成都前后两年中，他承担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得多的责任，并且担负了比他人多得多的忧虑。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人格中最可贵的两点品质：一是尊重事实，二是承担了常人难以承担的负担下仍保持一如既往的幽默感。

1952年3月，启真道夫妇离开了成都。尽管他们一家三代在华西的工作宣告结束，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在为中国人民的医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启真道医生离开华西大学后，1952年1月受香港大学邀请，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又担任了三年医学院主任，1960年从香港大学退休时，他所负责的生理学教研室已大大发展，成为生理、生化、药理三个教研室，分别由三位教授来接替他一人的工作。

启真道医生一到香港就开始对组建求精学院（艺术及科学的研究生院）予以关注，不久成为该组建委员会的主席。他还密切参与香港的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立计划，要使之具有一定质量，成为中国13所著名教会学校相称的继承者。1960年，他从香港大学退休又受聘于求精学院，任副院长。在这个位置上，他运用聪明才智，深奥的处理问题的经验，耐心细致的人际工作，引导制定了三个独立学院（新亚洲学院、联合学院和求精学院）的学术标准。这三个学院于1963年组建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基础学院。

从1891年启尔德夫妇首航来中国，开始了一家三代为中国的医学事业、高等教育献出他们毕生的精力。为纪念表彰他们一家的贡献，求精学院将理事会更名为“基尔伯恩理事会”。

加拿大以有基尔伯恩这样的家庭为骄傲。为此，加拿大联合教会向求精学院教堂捐赠了一块基石，以纪念基尔伯恩一家及其相同经历者。上书道：“为纪念将一生奉献给上帝和中国朋友的所有加拿大传教士。”1962年4月教堂正式开放，启真道医生作为一位在香港的年长的加拿大教友，在这个被众多旅行者称之为最漂亮的学院教堂中致词。

1963年春，启真道夫妇离开香港在加拿大退休，结束了他多年的经历。他离开求精学院时的告别讲演后来出版了，书名《觉醒》（Awareness）。1965年4月，他的母校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神圣的文学博士学位（D.Lit.S）证书。1967年6月23日启真道医生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在怀尔德·佩恩菲尔德博士的《在中国已完成的使命》一文中，他写道：

“……一周后，启真道和我参观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它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强行搬迁或关闭的医学院。当时成都有一百多万居民却没有一条铁路。我们乘坐加拿大使馆的汽车，沿着古老的人力车公路，穿行在富饶的四川田野上，花了两天时间走完了从重庆到成都的280英里路程。”

“1943年8月17日到了成都的三天以后，我发现这些医疗志愿者已变成了教育家。对于我来讲，让人惊奇的是，尽管他们不是专门搞教育的，但他们都是优秀的教师和专家。启真道的妻子是一位儿科医生，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在母亲的协助下，他的父亲建立了这所医学院；他和其他志愿队员的子女都学了医学。看起来他们最大的兴趣就在于医学上。他们忙于治病救人，培训中国医生，并且随时准备在适当的人选培养出来以后就让中国人来担当重任。我想，他们感到由于自己是教友，他们在加拿大国内的医疗圈中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他们作为加拿大教会志愿队的队员，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帮助中国于危难之际，他们给一个七亿人口大国的人民带来了健康和幸福。带给中国人民西方文明教育，使中国将来的医生、教师们认识到了基督徒利他主义的意义以及医学的本质。他们的使命的意义正是如此，是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的。……”

在启真道医生任华大医学系主任及医学和牙学院院长期间，华大的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教育逐渐发展并壮大起来。他的管理方式，他的学识和他的教学方法成为了贯穿整个华大管理的信心。启真道一家在华大的多年经历永远鲜活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也成为了这一家族为教会进行的志愿活动中最闪亮的一章。

雷清芳译

附

启真道的讣告

莱斯利·吉福德·基尔伯恩（启真道）医生，退休的联合教会医学教友，于1967年6月23日逝世于多伦多，享年72岁。

他是奥玛·基尔伯恩和丽塔·基尔伯恩医生之子，1895年4月7日出生于中国四川嘉定。

启真道医生孩童时期经受了1900年代排外及义和拳骚乱。随父母曾旅行经日本、加拿大逃难回到四川后，入重庆一所教会小学读书。于1907年他随母亲和弟弟及两个妹妹回到加拿大读中学和大学，1921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文学士（B·A），文学硕士（M·A），及医学士（M·B）学位。

启具道于1921年9月作为加拿大监理会（Methodist Church）的一位医学传教士到了华西，和他一道去的还有他的第一位夫人珍尼特医生。在彭县结束了语言学习后，他被指派到华西协合大学生理系作生理学讲师。

在1927——1928年他休假期间，他获得了哲学博士（Ph·D）学位后回到成都。在1928年秋他被晋升为生理学教授。此后，在1936年他出任医学院主任，1939年任医牙学院总院长。（Ddor）

在1945年5月当他休假时，他的第一位夫人珍尼特，一位具有长期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和受众人爱戴的内科医生，在多伦多去世。

1945年12月启真道再次回到成都。

1947年他在香港和吉恩·米勒结了婚。她原是妇女传教士协会的一位医学传教士。她是1932年到成都的，在成都妇女医院及仁寿医院工作过，1947年因健康原因辞去工作。

1947年启真道辞去医学院主任一职，由一位中国教授继任，他还继续担任医牙两个学院的总院长。

1949年圣诞节，共产党进入了成都，打乱了启真道一家及所有在川教友们的服务工作和教会生活。很快在大学工作的这些教友们明白了，他们工作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这段时期系统地驱逐所有西方人达到顶点，令人极度同情。

1950年秋季，启真道辞去院长的职务，在共产党政府掌权下他不再可以担任此职。最后一家于1952年3月离开成都到达香港。

他在华西大学期间获得的丰富经验和广博而深厚的阅历，成为他履历中的第二段和第三段生涯的开端。首先他成为香港大学的生理教授，后在1953年成为该校医学院院长。当他进入退休年龄时，他接受邀请成为求精学院的副校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强调鼓励政府筹建香港新的联合中文大学。

莱斯利和吉恩·米勒在香港的日子，成为许多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生们思念回忆华西的中心人物。还是那样鲜明有青春活力，作为一个基督徒史诗般的服务工作，这样的岁月结束了。

向吉恩医生及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加拿大联合教会世界传教团委员会

（雷清芳译）

注：我们在搜集老华大的资料时，邓长安教授提供了香港中文大学求精学院、英国语言及文学教授Bertha Hensman写的，1967年加拿大医学杂志上刊载的这篇文章，为了让不熟悉英语的人也能阅读，我们请人体解剖学雷清芳教授作了翻译。雷教授翻译后，又进行了三次校审，有的词句尽管有人会认为不太合适，但为保持原文的意思，也只好直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