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上的“洋马儿”
杨光曦
五十年代，我在上小学、初中时，华西坝上的孩子们经常骑着自行车玩。坝子上有众多宽阔的广场，
其中一广场大坝子是最大的一个，在它中央是一个足球场，球场外是田径跑道围绕着它，这是个标准的四百公尺跑道。
跑道之外又是宽阔的草坪。那时的跑道是用细炭灰铺垫的，
在上面比赛跑步不小心摔了跤，哪些细炭灰可不管是谁，都要擦伤皮肤的，所以我小时候腿上一些伤痕都是这样弄成的。
现在好了，跑道都是用红色塑胶来铺设的，摔下去也会没事的。足球场上则是长满了爬地草，这样的足球场在成都只有华西坝上才有，。
皇城坝的市体育场的足球场则是没有长草的泥土球场，踢球后满身都是尘土，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们在华西坝一广场踢足球，比在皇城坝踢球舒服多了，踢完球下来，浑身只有汗水，没有尘土。
有时候我们也在一广场骑自行车玩，不过由于是草地，蹬车时要费力些，往往都在跑道上骑车比赛谁骑得快。但是，
更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二广场上骑车，因为二广场是篮球场和排球场，都是泥土球场，我们学骑车就是从二广场上开始的。
经常我们好几个小伙伴骑上各家的自行车来到二广场，表演各自的骑车技术。小学的时候，个子都不高，有的刚刚比车子的座垫高出一点点，
所以大家都只有把右脚从车子横杠下面伸过去，而身体在车的左边这样歪着骑，有的人还只能蹬半转，
腿长的人才可以蹬全转。后来人长高了以后，就可以将右脚跨过横杠，以站立式蹬脚踏板，
因为还没有长高到像大人那样可以坐在座垫上骑车。再到后来上中学时，个子也长高了，可以坐在座垫上骑车，
这时就可以表演各自的骑车技术了。有的人可以放单手，时而放右手，时而放左手。技术最好的人则可以放双手，
这时别的孩子只有羡慕地看着他放双手的表演。一次有黄竟成、夏宁、肖崇俊、周宗博、何勤、谢晋逸还有我等等，
六七个人在二广场上骑车玩，一时兴起，大家说我们来排成一排骑车吧。于是先由一个人在前面骑着，
第二个人骑上去，左手扶好车龙头，右手扶着第一个人的左肩，紧接着后面的人都如法泡制，一个扶着一个，大家排成一排，
在二广场上骑着车转了好几个大圈子，大家玩得很是得意。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还被自行车撞过一次。那是我们几个小孩在校中路新礼堂一段互相嬉戏打闹着玩，
我们正相互追逐着，结果我碰上一辆行驶中的自行车，我和车子都倒下，骑车人爬起来拉起了我，我好像也没有啥事，
就走了，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几十年后碰到陈清瞳，他问我还记得小时候被自行车撞上的事情吗，我说这事情我还记得。
他说是哪个撞的你记不记得？我说记不到了，我也认不到那个人。他说是兰天鹤撞上你的，还拉起你来问：“杨弟弟伤者了没有？”我说我真不认识，那时我刚从重庆回到华西坝，还小认不到几个人。
再来说说那时的自行车。刚解放那时，华西坝上的自行车大家还称之为“洋马儿”，这是解放前成都人对自行车的称呼。
华西坝的自行车基本上都是外国车，其中以英国的自行车最多也最好，因为英国自行车都是用英国谢菲尔德出产的优质钢材做的，
所以英国车质量很好，经久耐用、车身轻巧，轻而易举就可杠上肩头。车身架子都是黑色油漆，车龙头、车圈、
钢丝都是锃锃发亮的不锈钢做的，不会生锈，哪怕是用久了，车身布满灰尘，只要把它打整一下，擦拭干净后，
又是一辆新崭崭的车了。这些车辆骑行起来轻巧、滑刷、钢丝闪闪发亮，煞是好看，漂亮极了。英国车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蓝铃”牌，谁家有一辆“蓝铃”牌自行车那可让人羡慕死了。
其他牌子的还有“三枪”牌、“菲利普”牌、“海克力斯”牌等，记得夏宁家的就是一辆菲利普车。小时候看见乐以成孃孃、魏治统孃
孃上下班时都是骑的英国自行车，不过她们的车都是女式车，
比男式车要小巧些，女式车骑行起来更容易些。这些英国车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解放后，世界处于冷战状态，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与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交往，
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来往，所以这时候只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来到中国，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就绝迹了。
我家就买了一辆捷克自行车，虽然不如英国车的质量好，但也算轻巧好骑。黄竟成家和李肇飞家买的则是东德的自行车，
这车身为蓝颜色的，是女式车，车身较为笨重，但骑行时还算轻快，但它采用了回链刹车方式，刹车时两脚同时回链，车就刹住了，
不习惯回链刹的人，在骑它时不经意间回了链，则是要被吓一大跳的。
五十年代后，逐渐有了国产的自行车，比如上海生产的永久牌、凤凰牌，天津生产的飞鸽牌，它们都是模仿那些英国车制造的，
以后又出现了生产牌自行车。快上中学时候，我家又买了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女式车，绿颜色的。新车买回来后我很是兴奋，
马上骑上它在八教学楼前围着花坛转了好几转，过足了新车瘾。新车骑起来还算灵活，只是车身较重，那时国产的钢材质量还不好的原因。
华西坝上最有名的自行车要算苏道璞先生的车了。二三十年代，成都很少自行车，人们看见这些洋人骑的自行车，都把它喊成“洋马儿”，华西坝上就有几辆洋马儿。
苏道璞是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兼化学系主任，他有一辆蓝铃牌自行车，与别的车不同的是他的车除了车架是黑色的之外，
车龙头和前后两个轮子的钢丝也是用黑色漆刷了的，是一辆名符其实的“黑车”，他也很爱惜这车。有一次，
他到三台县去开公谊会年会，他骑着车去，三四百里路，遇到上坡下坎，他都是扛着自行车的。正是苏道璞的这辆“黑车”，
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1930年5月30日傍晚，他骑车在校中路上回家，当他正骑到赫斐院时，冷不防路边跑出几个歹徒来，
手持一根扁担猛击他的脑袋，将他打昏后，抢过他的蓝铃自行车跑掉了。经抢救后第二天短时苏醒过来时，
他还不忘地对妻子说，你代我要求学校转告政府，不要因我受重伤而引起中英两国关系恶化。6月1日苏先生终因伤势
过重而去世了。苏道璞夫人怀着基督博爱、仁慈之心请求政府不要处死凶手，因为他已造成了一个家庭的不幸，不要再造成他的家庭的不幸，
不要让这件事造成影响中英关系的因素。在成都公谊会和学校为苏道璞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后，将苏先生的遗体葬于华西后坝的洋坟里，
紧挨着夭折的小女儿的墓地。苏夫人在处理完先夫的后事之后，带着全家人回到了英国。
过了些日子，一天，我父亲在街上看见了这辆熟悉的、苏道璞的“黑车”，就报了警。根据这条线索，警方会同军方共同侦缉，
几天内即将三名罪犯捕获，案情查明后处决了罪犯，终于还了苏先生一个公道。
前排左穿白色西服者为苏道璞，左边为他的“黑车”，
与右边的车不同。
杨光曦 201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