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在没有正式组织音乐班级时，华大的学生和中学的男孩们已经自发组织起一个音乐协会，并且相当热衷于这项事业。’1917年，美以美会的戈尔伯特先生为师生们成立一个‘格里俱乐部’用于演唱三、四声部合唱。1925年，华大成立了一个音乐委员会，以培育西方和中国类似种类音乐的不同分支。1930年成立美术系，分音乐和美术两组。选课人数迅速增加，每年皆有演出和展览。在农艺系良种养殖场东侧建有琴房，供爱好者练琴练唱，留下了“对牛弹琴”的笑谈。

   二、在碰撞中融汇中西，实现大学中国化。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对外来教会的传教通常有抵触。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新文化运动，大大地激发起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觉悟，20年代全国掀起了“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潮；加之民众普遍认为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的军事入侵而来的，一遇事端便群情激愤。尽管1913年四川总督胡景伊颂令“敢以一言介绍于世”，大总统袁世凯亦颁令嘉奖，并捐4000大洋以支持。但两种文化的严重碰撞与冲突对华西协合大学也在所难免。（图片：陈景伊令和袁世凯的嘉奖）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成都各界人民积极响应，华大爱国学生也参加了，并提出收回华大教育权，第一次组成了退学团，迫使托事部1925年9月做出决议，声明“大学将以基督教的名义服务于中国人民，实际上很快地成为一所纯粹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属于中国教会和由中国人任教、管理及资助的大学。” 赞成理事部开始推动改革的办法：（1）在政府立案；（2）服从政府条件；（3）着重中国文学及历史；（4）稳步增加中国人在教职员和理事部中的比例。但未能得到各教会的完全同意，未付诸行动；1926年发生了全震惊的四川万县“九·五”惨案，华大学生又和成都人民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运动，对校长的压制言行进行了驳斥，第二次组成退学团，退学生160余人，达全校学生之半；退学风潮带动了中国教职工罢教罢工，迫使校长认错，允许改进校政后才重新 开学。11月理事部决定申请立案。1927年10月正式向省教育厅呈文立案。1928年1月9日省教育厅“准于先行备案”。（如图）1929年3月毕启校长向大学理事部呈送按教育部规定的设立临时校董会及章程，未获批准，副校长张凌高被迫辞职，又激起了学生的激烈反对。1930年夏学校未经市府批准自行建立围墙，市民和学生又掀起了群众斗争，并组成了接管华大委员会，积极准备收回华大教育主权，使学校信誉大降，入学生锐减。经过这许多的碰撞，学校当局迫于适时图存，再次将修改后的章程送董事部，要求将立案问题交大学理事部全权处理。1931年经董事部同意后，成立了临时校董会，推举张凌高为校长，经教育部派人视察，学校派中文系第一任主任程芝轩去南京报告并具体办理，1933年9月23日终于经教育部批复“准于立案”。11月全校召开了庆祝大会。自此华西协合大学开始了中国化的新篇章，并为她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图片：庆祝立案演出的“少奶奶的扇子”）

1、校政管理的中国化。原校长毕启、副校长宋道明改为校务长和副校务长，推举张凌高为校长；校部中教务、事务、文牍、分别由方叔轩、费宗之、程芝轩担任，男生指导部主任由张凌高兼任。会计、体育、卫生、产业、女生指导部由外籍人员担任；最高决策机构校理事部改为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校务长、各院长、系主任及教授代表若干人组成，校长为主席；校董会由协会团体教会、差会、本校毕业同学会代表、特约会员等组成，主要任务是：“对各学院、各学系负财务上责任，保持其现状及以后的发展与设施”；“有与纽约托事部或华西教会商定捐献及派遣教职员之权”；“有选举校长及改选校长之权”等等。1933年由30人组成，中国人占了多数；原设于纽约的董事部改托事部，主要担负从国外筹募经费和办学决策的任务，在华大任命一位外籍人作校务长，负责联系工作。但是，由于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外，托事部和校务长对学校仍保留了很大的控制权。

2、办学宗旨适应中国社会的专业化。华大最初的宗旨是“于基督教主办之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1927年改为“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高尚品格，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1933年改为“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适用社会需要。”1936年面临日本的侵略又增加了“创造将来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内容；适时改变了对学生的训育内容，张凌高提出“学校教育的统一思想是孙中山的遗教：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校训是：仁智，忠勇，清慎，勤和。并采取许多措施予以强化；校歌也一改再改，从宣扬教会，转到刘豫波的强调校园美好、科学重要，闭门读书，再到林山腴的“欧亚交通文轨新同”，“东方有圣西方圣，大道一凿堪通”，“石室流风未沫，西来意企文翁”，强调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卓育英才。校长毕启1933年在报告中也说“我们希望，一个基督教大学生，他献身和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会做得更好。在混乱时期，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屏障，挡住对传统价值无情和肤浅的破坏与抛弃。”

3、大学教育与宗教分离，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份量，学科专业的重大调整与发展。

1927年在向省政府教育 厅呈报立案中就已明确取消道科专业，将原来的道科专业和附设的“华西协合神道学校”从大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与华大在体制上没有隶属关系的“华西协合神学院”；原来大学生必修的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取消教育科形成的一套独立体系，原华西教会所属的中、小学一律服从我国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教育系仍回文学院内，校内只保留实验功能的中、小学。

为正式立案时，按照教育部大学组织法大学至少要有三个学院的规定，1929年将医科和牙科合并为医学院，下面再分医科和牙医学，设了14个学系（教研室）和专业英文系组织教学，预科一年，正科六年，第六年为实习。1927和1928年建立了检验技术专修科，及眼耳鼻喉专科 医院，是国内开设这些专科的先列。

在调整中特别注重了充实文学院。1931年教育科与文科合并，筹建文学院，1932年正式成立，院长费尔朴。下设中国文学系、教育系、外文系、社会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美术系等。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皆以中国传统文化及服务中国社会为主要内容。中国文学系其宗旨是“发扬中国固有学术，兼收罗古物评确考证，贡献于海内外”，其课程如专经、专史、诸子文集、史传文、修辞学、古近体诗、词曲等。所聘教师皆是当时四川传统文化 、非宗教的学者名流如程芝轩、林山腴、龚向农、钟稚琚、祝屺怀、李培甫、庞石帚、闻在宥等；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也继续聘来兼职授课。社会系强调“研究之学程尽量适应中国三种特别需要为标准，一是社会化之良好，培养公民与社会建设事业之领袖人才；二是科学化之社会工作；三是科学化之社会研究。”1934年罗忠恕继任院长。罗氏认为重视理科特别是医牙科，轻视文科是过去的积弊，一强调“如对文学院不重视，则医、牙、理诸科学院所需之中文、通史、伦理、心理及社会学科诸学科，亦必大受影响”；二强调多聘本国教授，“当今天下，国际文化交流亟需努力。本校系其督教办大学，对于中西文化之流通，应有特殊任务。外籍教授可指导学生研究西方文化，但中国文化，实具有足以维持世界和平之因素，如文学、美术及政治思想等，确可贡献于人类。今天学校的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取西洋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如要深究我国文化，则不能不多聘请本国教授讲学。”他的主张得到校长张凌高的支持和其他学院教授的赞同，1934年到1936年相继聘任的教授有费迪、郑德坤、朱少滨、黄方刚、沈嗣庄、姜蕴刚等，还与其他学校交换聘来了一些知名教授，如燕大哲学教授博晨光等。

1932年建立理学院，除理科原有的系外，1932年建立了制药系，米玉士任主任，其宗旨是“造就德、智、体优秀之中国学生，授以制药学之专门知识，并在华西区域建设及发展最新之制药事业，使有专门之基础，以服务社会。”它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现代高等制药教育机构之一。

   生物系引进现代养殖和园艺，进行品种改良，1922年丁克生（Dr.Frank.Dickinson）来成都，计划建立了大学奶牛场，改良本地的家畜。他从上海可来(Culty)奶牛场引进好斯坦血统的公牛，这种牛的前三代祖先是已经打破一周奶产1200磅世界纪录的加拿大乳牛。1934年华大引进了3只纯种易于照料，繁殖快的瑞士吐肯堡 山羊；他还带来一些新的蔬菜品种如西红柿、玉米、甜瓜及果树，如德肯葡萄、爱尔波特桃树、华盛顿无核橙和加利福尼亚依阿卡柠檬等。1932年他们从美国和加拿大运来58棵树种，其中包括29种柑橘树并将它们与本地的果树嫁接，1934年新的苹果树已开始在市场上出售。化学系则开展染色、制革等方面研究。（图片：丁克生与莫尔思在引进的奶牛旁）

三、共赴国难，联合办学，中西交融的辉煌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步 步进逼，蚕食我国大片领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开始。在中西联合反侵略的政治形势下，华西协合大学的中西文化交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1、联合办学，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全民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广大地区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中国人民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百般蹂躏，在华外侨亦难幸免，1941年外籍教师徐维理从四川去香港接他从英国回来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途中,一家四口被日军逮捕,关进集中营.四年中受尽了虐待。就是华西协合大学所在的成都也不断遭到空袭。

在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学校先后接收了许多所大学的借读生和转学生，随后又接纳了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燕京大学、协合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和他的护士专科学校等，先后迁来华大联合办学。一时华西坝上几所大学，有文、法、理、医、农五类专业，六、七十个系及一些专修科，汇聚了数千名专家和莘莘学子。在校长张凌高等的筹划下，学校历尽苦辛安顿食宿，又采取统一安排，分别上课，允许各校学生自由选课，承认所读学分。各校的医学院组成联合医院，由中大医学院戚寿南任总院长，统一组织实习。学校得以正常运行。虽处在危难时期，校园内济济多士，良好的合作精神或许是各校校史上还从未有过的非常富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回顾当年，认为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全民抗战和世界共同反法西斯的形势下，五大学的师生们怀着满腔热血，崇高的正义、爱国精神，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学校先后成立了抗敌后援分会，五大学学生抗敌宣传第三团，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乡村服务团、战时服务团等，宣传抗战，唤起民众，组织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亲手制作冬衣，义卖献金支前，音乐会义献募捐等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音乐义演从在成都及周边、重庆都取得巨大的成功，电台还不时播出。外籍教师刘延龄、德乐尔、喻宜萱、易开基等也登台演出。1939年，战时服务团邀请了冯玉祥将军来校，发表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演说，激昂地号召与日寇拼个死活，枪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断了用枪托，枪托断了就拳打脚踢，拳脚步受伤了就用口咬，咬他的命根子。当场挥毫题写了“还我山河”，深深激发了听众，许多学生把自己身上的毛衣、棉衣都脱下来捐献。服务团还发起成立了空袭防护大队，三百多师生参加。药学系女生黄孝逴（如图）在受到日机轰炸 时，奋不顾身，奔赴救护途中，不幸被弹片击中后脑，当场牺牲。受到教育部的通令嘉奖，“特发国币五百元，由校立碑纪念”。与她同道的齐大学生崔之华左腿也受了伤。各大学还接待了一些外籍学者来校进行形势演讲，如1942年11月英国议会访华团团员卫德波应邀演讲<战后的问题>，听众逾三千。1942年接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访蓉，在华大向5000多师生演讲同盟国必胜，但要付出牺牲及战后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1941年宋诚之应邀到澳大利亚介绍我国抗战及抗战中的教会工作，受到日本间谍的警告，为防不测他灌制了唱片遗嘱；医、牙、药的学生从1942年起连续三年100多人由政府征调到军中服务一年方准予毕业，有的学生参加了远征军赴滇缅作战；1942年刚收治病人的新医院，还提供一些房屋给美空军医院使用，医院亦热诚为“飞虎队”服务；1944年由五大学12个学会发起，召开了2000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张澜、吴贻芳、常燕生及出席国民参政会 的参政员都发表了演讲，掀起了反独裁、争民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各种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华西坝彻夜狂欢庆祝。八年中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却充满了民族复兴的勃勃生机，燕京大学一位教师说，回忆伴着艰辛，但也充满希望和英雄气概。（图片：刘延龄和他指挥的乐团；米玉士送学生从军）

1946年，四大学东归之际，6月30日临行前共同写下了纪念五大学患难与共的《纪念碑》题铭，表达他们的难忘之情。1995年85周年校庆时，校友们为这段时光立了纪念碑，在象征中国的长城上镶嵌了五块红砂石，又重新镌刻了碑文。

（图片：1946年的纪念碑题记）

2、开展广泛的中外合作的学术研究，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学校增设了研究机构，中外学者共同开展广泛科学研究。在保护学术自由，以利交流传播的功能下，大、小各类型的学术演讲会、讨论会经常举行，再加上学生的社团活动也往往是邀请国内外专家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演讲，盛况空前，一般自由参加，不受学校、系级限制。许多成果还通过各类刊物发表论文、专著，有的被认为是创见之专著。

如文科增聘有顾颉刚、钱穆、张东荪、何鲁之、许寿裳、蒙文通、徐中舒、常燕生、肖公权、郑德坤、蒙思明、沈祖棻、程英祺、潘源来、杨佑之、谢霖甫、冯汉骥、姜蕴刚等知名学者，接收了德国学者傅吾康，瑞典学者马悦然、西华门等前来合作研究。1940年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多年从事语言、语音研究，聘请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韩儒林、吕叔湘、刘朝阳、陈寅恪、刘咸、李方桂、滕固、董作宾等参加研究，出版有《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从》、《集刊》，上面刊载的闻在宥、韩儒林、吕叔湘、刘朝阳、李方桂、董作宾、刘念和等人的著作，皆是一时之佳作。论丛“第一期甫出版，美国芝加哥大学即托上海洋行前来订购，其后美国国会图书馆皆来函订，其他著名学术机构，交换 的尤多，如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东方语言学院，美国康乃尔，加利福利亚，滋灵斯顿，哈佛等大学凡数十起……”；1942年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张凌高兼任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并实际主持工作，与华西边疆研究会密切联系，对西部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环境进行了广泛的考查和研究。此外程英祺主持的经济研究所，傅葆琛主持的教育研究所，姜蕴刚主持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室，钱穆主持的历史研究部，李培甫主持的国学研究部亦取得了不少成绩。沈祖棻、程千帆指导的“正声社”，出版了《正声》诗刊，创作研究发表传统诗词，1944-1946年在《西南日报》上发表了40余期专栏，清明雅正的风格，影响深远。

理学增聘了刘承钊、周如松、张铨、汤腾汉、薛愚、陈之霖、周太玄、何伟发等，生物学刘承钊领导的华西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发表论文20多篇。药学汤腾汉教授主持了对国药的研究，主编了全国性的《中国药学会会志》，推动了药学的研究与交流。理学院张孝礼、张明俊、何文俊等还编教学大纲讲义10多种。农业研究所，在农艺、园艺、家畜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服务于社会。1941年丁克生首次在华育出了纯种的好斯坦奶牛。他经华大繁殖的改良家畜逐渐推广到四川各地和其他省份，母牛每天产乳量10-12杯很快增加到45杯，大幅提高了奶牛的品质。1941年又引进了两只公山羊来改良已有的畜种；还引进了落地红、澳洲黑、普利茅斯顽石、来航等母鸡。改良的鸡产蛋比原来大几乎大两倍，产量增加了96%。1943年宋美龄女士还将印度送的三只种羊转送给华大用于实验。丁克生和他的同事李明良、黄勉等对培养水果、蔬菜的新品种进行了长期试验和研究，推动了四川园艺业的发展，邓锡侯、田颂尧等都在成都附近建立了果园。

医学院也从外地来了一批专家、教授，如中大的戚寿南、董秉奇、程玉麟、张查理、蔡翘、郑集、童弟周，齐大的陈耀真、侯宝璋等，他们与华大教师密切合作，开展医疗、教学、科研和学术讲座。医学院的学术讲座一周一次等，在空袭警报频繁的情况下都未中断。1942年冉瑞图创办了《华西医讯》，同年陈耀真、邱焕扬等创办了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到1945年出了13期，都为医学研究提供了阵地。口腔出了论文、报告150余篇，编写《口腔外科学》等教科书。邹海帆教授主持编成了《牙医学辞汇》，得到了教育部的嘉奖。

博物馆在戴谦和与葛维汉协同，郑德坤继任下，采集、整理的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西藏标本3万多件。1940年戴谦和预言“在这个适当的地方，早期人类化石将被发现，北京人的表弟有存在的可能。”25年后在四川资阳果然发现了古人类化石。1837年戴还著有《中国的窗花图案》，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为研究中国美术另开生面。社会系主任冯汉骥1942—1943年主持发掘了前蜀王建墓。陆续出版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等一系列论文，对巴蜀兵器、四川汉墓的特点、唐至五代典章制度作了很有价值的考证研究。博物馆还搜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30年代就存有熊猫的标本，以藏文“潘达”命名，1941年中国送给美国的熊猫，就是经华西协合大学送去的。

许多外籍教员，对中国文化也十分热爱，到中国后一般都按中国人的喜爱取了一个文雅的中国名字，如美国人丹尼尔·大安，少年时就爱慕中国，来华后取名戴谦和；英国人C.M. Stubbs,取名苏道朴；在乐山出生的加拿大人Leslic.Gifford.Kilborn取名启真道；加拿大人Dr.Robert Gordon Agnew取名为刘延龄，还有徐维理、曾思孔、韩诗梅等都显示了中国文化的雅趣。刘延龄热情的把中国的牙医学介绍给世界。早在1926年，他在《华西边疆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是最早发现的牙病并有文献记载的国家。他发现《黄帝内经》上把牙病分为三型：风牙就是炎症，虫牙就是龋病，牙疳就是牙周病。认为牙周病、龋病都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受到国际上很多专家引用。他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还出版了《青年中国歌曲》的音乐书。1939年他收集了《花苗的歌曲》。徐维理发表有《四川天然染料之精制》，《四川天然蓝靛》等数篇论文，向世界介绍了四川的印染资源及其工艺。外科学家莫尔思，对中国医学也多有兴趣，他著有《中医的实践和原理》、《藏医学》、《中国针灸图录》，1934年还在美国出版了专著《中国医学》，也把中国医学介绍到美国。

3、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一大批当时全国第一流的人才，及美、澳、加拿大等不同国籍的人士汇聚于华西协合大学，既展开了校际的交流，也展开了中西文化的国际交流。使华西坝成为国内与重庆的沙坪坝、昆明的西南联大齐名的三个文化中心之一。而且是国内进行国际交往的一个窗口和进行国际交流的一个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是“东西文化学社”的建立与活动。1937年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去英牛津大学攻读，他两次在牛津、剑桥发表对东西两大民族应对双方文化合作更进一步发挥与相互融贯之演讲。其后，牛津、剑桥分别由一批院长、教授相继成立了中英学术合作委员会，得到了国际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的盛赞，随即草拟专函至中国各大学及华西坝五大学，希望加强合作，并提出具体建议。1940年罗氏回国后，在校方的支持下，联络了各大学专家、学者、社会名流，1941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章程规定以“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探讨中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社长罗忠恕，总干事何文俊，延揽和聚集了孔祥熙、张群、钱穆、蒙文通、张凌高、梅贻宝、吴贻芳、王云五、杭立武、张君迈等，国外有艾格斯顿、李约瑟、巴敦、达兹、齐尔门等许多知名人士；学社定期举行座谈会并接待来讲学的外籍学者，如澳洲驻华公使艾格斯顿，牛津大学御设希腊文字讲座教授陶德斯，剑桥生物学、胚胎学教授李约瑟、印度的甘戈理、法国、波兰的学者都来华西讲学并和各大学专家、教授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国内学者张东荪、梁漱溟等也来讲学。艾格斯顿发表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冲突》等6次演讲，李约瑟发表了《中国科学史与科学思想检讨》等12次演讲。1944年美国务院驻华文化代表葛利石来成都举行座谈会，并作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李约瑟在他的文集序言中写道：“我有机会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些人当然对他们自己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感兴趣，所以我能得到无可比拟的指导。”“因此使我不只能熟悉西方人不易得到的知识，”可以说对他以后能完成《中国科技史》一定是有启发和意义的。（图片：东西文化学社名单）

四、推动中国西部发展，深化中西交流

抗战胜利后，南迁各大学陆续返迁，华大的中外师生都渴望为振兴中华、办好学校，推动西部的进步与发展。校领导和教授们纷纷探讨战后的办学思想，认为建国之道当“民主化与工业化”，两者均“须配合以教育”，强调重质训练，注重基本学识的深造及各学科的联系与沟通；要青年勤求奋勉；对学术派别则主张公平地介绍，批判的研究，自由的讨论；继续主张国际文化合作与中西文化交流。方叔轩任校长后提出了充实经费、延揽保留优良教授等七条办好大学之意见。恢复充实、健全有关专业和附属机构。 文学院中教育系恢复了招生，1947年创办了夜大学，以后培养了500多名学生，是当时国内大学的一个创举。哲学系在钱穆的主持下招收了研究生。理学院增设了农艺系，成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由著名两栖动物学家刘承钊任馆长，标本有38000多号，两栖类的标本质量居国内之首。医学院增设了护士系，招收了四届学生，毕业后大都成了护理界的骨干，创办了检验技术专修科，学生毕业后也颇受社会欢迎。

最突出的是大量派遣留学生进一步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与技术，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早在联合办学期间学校就派出所了一批教师到国外留学，如曹钟梁、乐以成、蓝天鹤、杨嘉良等，他们回国后都担任了院系各级领导。蓝天鹤在美七年，被七个学会吸收为会员，应邀加入了美国科学会，他1946年谢绝美国重金聘用回国，1948年在华大成立了第一个生化研究所。1945年后又相继派出近百人次教师留学，他们大都学有成就，回国后都成了各学科的骨干。不少人在国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做出了贡献，如李安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客座教授，开展专题讲座；罗忠恕在英讲学，被选为国际大学教授组委会委员，先后应邀访问英、美诸国，并出任我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顾问，1947年12月16日他在美国普 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爱因斯坦的研究室，会见了这位科学巨擘（如图）；刘承钊在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完成了<华西两栖类>一书，是一部研究我国两栖动物的重要权威性著作，被称为“对于世界上两栖类动物在研究来说，这部书无疑是有很大的贡献。”使他跻身于一流科学家的行列，被美国鱼类学家、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学会该学会授予他“终身国外名誉会员”。李晓舫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与研究，受赠荣誉博士，早在1932他就在法国发表了《造父变星周光关系的零点测定》，1949年又在英国发表了《红巨星的模型》。宋诚之1947年应聘于澳洲悉尼大学文学系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还主讲《论中国的民族英雄与英雄崇拜》，宣传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他致力于沟通中英文化，介绍英国文学、戏剧和诗歌等到中国。他们既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又让国外同行了解了中国。

师生在参加地下党及外围组织“民青”、“民协”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不少学生遭到通辑、逮捕、监禁也无所畏惧，哲史系学生毛英才甚至在黎明前坚贞不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图）

五、老华西融入中外人士的热忱奉献。

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者虽然都以传教来华，但许多人更热心于教育的传播科技，促进中西交流。毕启在校任职30多年，是对学校有巨大历史贡献的、热忱的教育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苏道朴，42岁就在华西坝付出了生命，影响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启尔德、启真道家族三代九口人为中国医学事业做了72年的奉献；林则夫妇为华西的口腔医学服务了40年；文焕章、文幼章及苏继贤、苏维廉父子，在华大服务后，始终关注学校和中国的事业。如前已述华西的许多建筑都是外籍人士无偿资助建成的；曾在中国赚了钱的资本家、发现铝的霍尔捐助50万美金作基金；哈佛燕燕京学社，从1928年起，就以教授薪金、图书、古物收购、出版费用、奖学金等名目给华大以支持，促使中国文化的研究取得的辉煌成果。其他还有很多人捐献奖学金、教授职位款、医疗设备、儿童福利事业款、图书等，休利特捐出一部《永乐大典》等等。这种对我国人民的友好及对教育事业的热忱是很值得钦佩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许多外籍教师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也给予了热忱的同情和支持。启尔德 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挺身而出，数月中参与救助伤员，他也是四川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发起人之一；苏道朴回国休假中到英国下议院讲《中国问题》，主张平等外交。1930年5月31日他被歹徒刺成重伤昏迷清醒来后，仍念着中英友好，不希望自己受伤而引起两国关系恶化。文幼章、解难、魏璐诗等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积极支持我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云从龙、费尔朴、徐维礼等面对全国学生正掀起一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他毫不犹豫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保护、支持和帮助革命学生。他们有的公开参加集会发表演说，有的直接保护学生，有的撰文对外介绍，争取了解与同情。

华西协合大学早期的教师及四十年中培养的2000多人才，无愧是华大历史上热忱的开拓者和热衷于中西文化融贯的学者。华大早期的毕业生如张凌高、方叔轩、宋诚之、罗忠恕、李晓舫、张明俊、张孝礼、黄天启、毛燮均、陈华、肖卓然、杜顺德、陈文贵、谢锡瑹、乐以成等承接了中外学者的科技知识，并加以创造和传递给后一代；立案后毕业的如蒙思明、王仲镛、罗洛、白敦仁、罗元铮、孙孚凌、李崇淮、朱廷儒、孙博义、雷海鹏、马临、颜济、毛文书、李凤鸣、胡铮、李昌林、李志绥、黄梦花、方圻、吴蔚然、翁心植、黄国俊、哈献文、佘铭鹏、彭文伟、戴天放、夏良才、宋儒耀、叶仁辉、吴廷椿、朱希涛、严开仁等，脚迹遍及全中国、远东和加拿大、美国等世界许多国家，成了所处时期国内外著名的专家、教授、大学校长、院系主任、研究所长、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以自己杰出的工作，获得的众多荣誉，使华西蜚声海内外。更多留校者，担任了校院的各级领导或本学科的承先启后者，对学校后来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学校的创建也得到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及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从清朝的四川总督到民国的督军、省长，有的题词嘉许，有的提供资助或解决校地问题。1916年督军兼省长蔡锷题词赞曰“瞻望宏谟，深慰穷喜。我有子弟，何幸得此。岷峨苍苍，江水泱泱，顾言华西，山高水长。”（如图）省长刘文辉捐10亿国币修建了乡建楼；重庆刘子如捐修了协合中学礼堂；仁寿校友高慎仪兄妹捐赠土地302亩；杨啸谷先生捐赠了国内外罕见的上起六朝、下及晚近的历代纸张标本及其它不少珍品。罗和夫捐赠了私人收藏的中文书25000余卷；这种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奉献，也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历史证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建者日后并没有人发财致富，也没有人从本国政府得到显赫的地位或荣耀，在公众中也不是什么“知名”人物，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却顺应并融入了人类先进文化发展的洪流。华大四十年所展示的文理并重，中外交融、共同办学，热心传统文化，重视德智体育，崇尚求实与服务，保护学术自由等办学理念，以及她实行的“牛津”体制，多渠道筹资，重质量、淘汰制等管理制度，都是值得现代高校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