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院的高干病房

温江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国后30年新时期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一大亮点。在医疗界的特色之一就是特设了“高干病房”。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大批受到文革冲击的老干部们急需治疗,调养,于是各地按政策新建了与普通人民待遇不一样的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特殊医院或病房,并从此沿袭成为了一种制度。高干医院越建越考究,设备人员越来越精良,从此使干了革命就可以“享受”(与干革命原理有点讽刺哈)的“待遇”从薪金,吃住,出行、丧葬,乃至办公室面积之外,又多加了医疗一个层次。能进入高干病房看病的病人,主要还是特指文革术语中那些所谓的“革干” (台湾朋友告诉,我海峡那边简称“匪干”),即参加过革命的,我党的,某一级别以上的“革命干部”,大约相当于省的厅局级以上的各级干部。这些“高干”,原则上不包括以文化,科技能力混入干部队伍中的非革命干部,特殊情况例外。高干病房的病人一般可享受全费报销,基本享用进口药物和医疗设备,居住有空调的单间病房,专厨点菜,名医查房,和养眼护士等名优待遇


     华西医院也不例外,在当时按纯苏俄建筑特色修建的老门诊部和住院部之间的空地上,建了一个可容几十个单间的式样新颖,风格西式的浅灰色两层楼病房。名曰“内科新楼”,或“干部病房”,俗称“高干病房”。一楼为门诊部及主任医生办公室,二楼为病员活动室及病房。多是有空调凉台,窗明几净的单人间,少数为双人间,另有一两间住院医生住的房间。老温当时研究生毕业不久,又刚作完一年的住院总医生(俗称“老总”),被派到高干病房重做一年住院医生。当时主管东边一侧病房的主治医生是内科赫赫有名的心脏专家徐楚材教授,在内科已是资深指导医师等级,与主任一起查房,一般不再分管病房。在高干病房,徐教授小降一级,做查房主治医生。小护士们清一色的年轻漂亮,活蹦乱跳,医护打杂一起抓。住院医生则要求全天住医院内,有一单间办公室,一周工作6天,平时不能回家的。

 


王主任的科主任办公室


 

   高干病房建院不久,似乎大内科主任就换成了学术精良,名声在外的王曾礼教授。王教授医疗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医术独到,可性格有一特色,就是不大合群。平时查房,非有请,一般不会去看别人管理的病人,但有别的医生若来看过他管的病人,他告诉我,“哪怕你对此病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定要再去看一遍。人人都有独到之处,不能有漏洞。你说是吧?” 他的所有讨论,教导,一定要加上最后一句,“你说是吧?” 这也是他多年戒骄戒躁,虚心进步的高招。每日科内早班交班会,无论何人发言,他总是坐着面向墙壁,背对大家,很像当今电视台“中国好声音”中的评委,不到他必须要发言的关键时候,是不会转身的,年年如此。新来的实习医生,有时还误认为他是否犯了什么错误。

       王教授高升了大内科主任后,发现了高干病房宽大的主任医生办公室(面积大约比内科大楼的科主任办公室要大34倍,家具也很祥堂,还有四季空调侍候),于是立马就把内科主任办公室搬到了新建的高干病房来。而且一周6天,几乎80%的时间都蜗居在这间异地科主任办公室内,除呼吸科或大内科大查房外,基本不到内科大楼去。科内诸事,一律由科秘书来回传达交流。这样既免除了科内繁杂琐事的干扰,又可静心看医学文献,写进展综述,何乐而不为呀?此事一直延续到他的另一任大内科主任期间,因高干病房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当时科内有美国贝勒医学院刚退休的内科医生布朗教授在华西医院做义务“白求恩大夫”,人称“老布”,也兼带首届英语班医学生的内科实习。老布也是王教授的朋友,但对此多少有些意见。老布说:“主任办公室设在异地,到不一定不对。但我常有教学上的事要与王主任商量,我这个近70岁的老头跑来跑去,还是有点腿软哈”。


 

徐教授的医院


 

   高干病房二楼的中间是一件大的活动室,内有彩电,沙发,牌桌等,是病人们活动,闲聊,打牌,看电视的社交胜地,平时总有78个病友在内活动。我们这边的十几间病房也基本是间间有人,鲜有空房。病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常年住院的老病号。当时中国刚刚开放不久,冬暖夏凉的室内空调还是稀有的东西,省委大院内安装的想也不多。彩色电视也属新生事物,成都市大约只有不到5%的家庭买有此物,而且多数是14吋的日立牌彩电,哪有高干病房21吋索尼彩电看着过瘾?住院病人的伙食也不像大内科住院部的伙食,叫你吃啥就得吃啥。这里是名厨侍候,每天拿菜单来,像坐跨洋航班一样,41,是个性化点菜的。这些条件,肯定比大多数高干病友,特别是下台高干病友们当时的家里要豪华一些的。所以多数一旦住进来了,非万不得已,是一定不会出去的。但时常又有新病人需要入院,那些高干病人,也同样是不是好对付的。动员治好了的病人出院,就成了主管医生的一大难题。

 

   住院期最长的当属前成都空军司令李司令了。本来下岗了的司令,无法如过去一样呼风唤雨,叱诧风云,心里多少有点怨气。一年多以前因肺部感染,兼有成旧性结核,入院至今,已一年零三个月之久,是徐教授需要动员出院的老大难之一。一日查房,徐教授对李司令做了详细检查后,对李司令讲:“李司令呀,你身体现在不错哟,查不出什么毛病了。这春暖花开了,是不是准备出院回家住住,换个环境养一养啊?” 这李司令平时在部队大约都是他安排人,哪有人安排他的。一个大棒就给徐教授打过来了:“徐教授,给你讲,这家医院如果是你开的,我一天都不会住,今天我就走!可这家医院是我们开的。是我们拿命换来的。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告诉你徐教授,这不是你徐教授可以安排提调的。”徐教授连连道歉:“没关系,没关系。继续检查,多养养也好,好彻底了再回去。“ 出得病房,徐教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当兵的,不好对付哈。就让他住下去吧。”


 

吴宏达的肾移植风波

 

   华西医院高干病房也曾卷入过一件国际风波。这就是当年著名的吴宏达控告中国拿死刑犯肾脏做移植生意的事件。吴宏达(Harry Wu)是原被劳改过得一个右派分子。出狱后出国,成立了一个“劳改基金会”,在美国专做中国违反人权方面活动。吴多次以美籍Harry Wu的名字到中国搜集违反人权方面证据。不知是谁的主意,他的黑手伸到了华西医院,偷拍了他在高干病房与华西人士就購肾所做的“讨价还价”的视屏证据。而且以此作为他在国际人权会上的主要证据。这个哈理吴假装美籍华人的亲属想在华西做肾移植为名,由当时的科主任王曾礼教授接待,在高干病房主任办公室进行了的非实质性的一些交流。这吴宏达当然不是善鸟,有心而来,提包中与“反腐英雄”赵红霞一样,装有微型录像机。他偷拍了与王主任在高干病房的会面及后来与与一位女士在似乎是高干病房住院医生办公室里提到“2千美元/肾”的价格洽谈。吴还问了供肾的来源问题,此女士没有正面回答,但也含沙射影地表示可能会从司法方面获取。吴后来又去华西医院胸外科参观,偷录了心脏手术的视屏,一并放到他的中国华西医院用犯人肾脏做商业肾移植手术录像片的”铁证”。当时我已离开高干病房去了美国贝勒医学院深造,但在美国电视中看到了熟悉的华西高干病房和王主任与吴宏达参观高干病房的视屏,以及熟悉的医生办公室内吴宏达与女医生闭门会谈的影像。这是华西医院,高干病房以及王主任“躺着中枪”,成了国际影星的不幸经历。王教授不久前因病去世,华西医院给了他的一生以极高的评价。万幸这次风波没给忠厚老实的王教授一世英名留下任何污点。


 

冯前局长的花岗岩皮肤
 

   在职干部其实是不常生病的,尤其是高干。即使真有病,也轻易不让别人知道,以免给政敌增添作对的口舌。所以高干病房的病人,其实多数是下台干部及少数确实得了急症重病的当朝干部。

   “人一走茶就凉”确是自古中国官场的陋习,其最最经典的案例,是不久前发生的”人还未走茶就凉”的事件。众所周知,胡温素与不厚书记有疾,视红黑学说为文革遗物。所以一直不给不厚脸面,不去重庆。众常委也基本不去,以示和谐。殊不知当朝领导不去,下届的候任领导却偏去了重庆,还夸红黑不错。现正当朝的领导还没下台,现任的常委居然一古脑儿,一周之内,全去了重庆捧场,都说红黑好看,叫当朝领导面子放哪儿?党性,原则,忠孝,还有没有?确实叫人不胜唏嘘。
 

   这人走茶凉的事还真在高干病房上演了一幕。多数党政干部下台了,余党还在,余威尚存,问寒问暖之事,是接班人或下一辈必作之事。可有些领导平时两袖清风,不黯人情世故,一旦去职,日子怕就要略显寒酸清凉。无人看管,受苦受难的,估计不多,但也不定或有一二。一日,急诊送来一名高烧咳嗽病人。一看病历,是下台才一年多的原成都市财政局冯局长。改革之初,冯局可是赫赫有名的财神爷,天天见报的大人物。老温见之,肃然起敬。小护士才去考血压,直呼温老师快来看看。我以为是发现什么重大体征,过去一看,原来是小护士发现冯局的皮肤大约几月未洗澡,颇像当今真老温脸上的老年癍,呈现片片花岗岩样的花纹。随来的前张秘书讲,冯局老伴早亡,平日多是自己居家,体弱多病,卧床居多,身体也时好时坏有几月之久。一个保姆也不能干,两个儿子也都外地经商。老子以往素反对儿子占公家便宜,不给方便,父子平时多有不和。而今下台失权,更是长年不归。这次感染,也是邻居打电话才得知赶过来帮忙。冯前局出着粗气,眼中充满泪水,一直一言不发。那时还不兴护工,两个小护士反复用温水擦洗了三次,才让冯前局的皮肤恢复了一点人皮的本色。如果冯局还在任台上,或子女还有点孝道,想来不至发展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真叫人唏嘘不已。


 

天上掉了一半的馅饼


 

   我在高干病房部分享受高干的居住待遇,日日随徐教授查房,只管十来个基本无病的病人,虽说降级使用,倒也乐得轻松。当时出国之风盛行,稍有点办法之人,都挤破脑袋,想凑上一份。我也下楼借了王主任从法国刚带回的英文打字机,闲时慢慢打一份英文履历,以备不时之需。一日查完房回办公室。对面病房的李老先生走进来。李先生白发高大,慈祥和气,是省委统战部的病人,但不大像干部而更有学者风度。李先生问:”我住院一周多了,常听你办公室有打字机的声音,但这打法,听起来不大对头,是不会打字的人的打法。你是在学英文吗?”我很尴尬地递上未完成的履历。李先生告诉我,他是四川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主席(即国家认可的省基督教第一把手)。早年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神学院博士毕业。这次因肺炎蒙省委统战部安排来高干病房住院治疗,享受高干待遇,也得到了徐教授和我们的精心照顾,目前病情大有起色,已有出院之意。住院期间,他时时感到小温是一个学业不错的青年医生,现又发现学习英文及有出国深造的雄心大志,十分钦佩。他出院之前有一心事未了,觉得现在是一机会。李老先生告诉我,他有一当时没有回国的同学王先生,毕业后一直留在西北大学,后做到西北大学商学院院长。现打算退休,一直对未能报效国家心有余憾。打算把他部分私人积蓄,捐赠一两位国内有志青年到美国西北大学留学深造。特委托李先生留意,代他物色合适人选。王先生自己其实就有两子留在成都,可惜被四人帮迫害,现都年过三十,但高中均未毕业,难成心愿。李先生经过近两周住院观察,觉得我是一个不错人选,故前来与我商议有无去芝加哥深造之意

 

   在当时出国留学各显神通,又争又挤的环境下,此事确犹如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是求之不得之事。我当然不会推让。李先生也约好进一步联络办法,嘱我多做准备。一月后李先生约我到他顺成街的家中晚餐,并与刚回国的王先生见面。李先生家独居一独户大院之内,园中树木参天,一栋独楼,比旧华西洋人院长的别墅还要大一点。王先生比李先生略胖,也是白发老人。表示坚决相信李同学选择,要我开价所需最低费用。我告诉王先生,只需美国签证的最低要求一万二即可。王先生表示他虽不是大款,但尚可许诺一万六千一年,可出资两年,可选西北大学医学院任何有关科室深造。事后我也给王主任提及此事。王主任也表示等于此为国家“创汇”,要大力支持

 

万事常常并非一帆风顺。又过一月,李先生再约我去顺成街晚餐。席间他遗憾地告诉我,王老先生毁约了,已无颜见我。王先生捐款一事受到极大家庭阻力,斗争一月,已发展到分家,法院的等级。两个儿子及媳妇,在国内几十年来,因父亲海外关系,深受各级迫害,虽已被许诺给予补偿,包括出国团聚,但对肥水流给外人极为不满,也觉不公(当时国内人均月收入尚处几十元水平,远不是现今一万多元一平方的房价都还要限购的劲仗)。王先生最后以认输结束,老脸无光,已放弃一切捐赠计划,财产彻底按人头分家,愤然回美。涉及家庭纠纷与文化差异,外人自然不好非议。老温当然谢过李,王两位老先生厚爱,回去再想办法。

   由此,天上掉了一半的馅饼,终于又升了回去。不过,后来从美国来的老布得知后,又仿效王老先生之法,以退任贝勒医学院内科主任的资历,也捐了自家钱财给贝勒医学院,指名要老温去贝勒深造一年,遂成就了老温次年从此离开高干病房,30年滞美未归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