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排球赛后，冕宁县和西昌专区都知道我们学校的排球水平了，而且我们对他们说这还不全是校队的，还有更好的。有人提劲，说如果打省里的比赛，我们只输成都和温江专区，拿得到第三。西昌专区决定招我们6个到西昌当工人，罗大汉、冯学礼、邱胡子、姜豆儿、杨宣、我。冕宁县把6人的名单压在县招办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任何外来的招工组来了都不放这6人。西昌专区打算把我们招到西昌410钢厂，是西昌最好的工厂，说是保密厂，其实就是用釩钛磁铁矿炼钢。到这个单位我们6人是同意的，我们6人中有5个是院校的，财经学院、川大、工学院、音乐学院、川医各一个，臭老九的娃娃回成都当工人难得很，不敢好高骛远，西昌就西昌嘛，如果进炼钢厂当工人，还是很提劲。 谁知一搞政审，410厂不要我们，说我们6人全部都不行，政审不过关。 据说问题最轻的是邱胡子，他爸爸是川大哲学系的教授，政审结果是“教的是杨献珍哲学”，邱胡子反驳说“学校拿啥子书给他，他就教啥子，教不教杨献珍哲学又不是他定”。并且教什么教材也上得到政审不合格的线吗？但是，就这一点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他妹妹、两个弟弟一家4个娃娃下到沙坝公社，当时没有一个被招工出去的。在那个年代，招工政审的标准是最没有标准的标准。因为政审不合格，我们6人没有去成410厂，但县招办玻璃板下的名单仍然压着。后来成都一个单位来招工，我们极力推荐主攻手罗大汉，说他篮球打得好，这个单位以内招的方式招他。冕宁县勉强同意了，后来反悔，派人从县上到公社通知停办手续，通知停办的人在路上摔伤了，等他到公社时，手续已经办完了。我们以主攻手已经离开为由要求冕宁县放我们，县招办玻璃板下的名单才被撤除。

1971年4月在泸沽火车站我们队的社员送第一批返回成都的知青

冕宁县中学当时跟我们学排球的一个娃娃姓贺，后来去成都体育学院读工农兵学员，再后来到成都七中教体育，管排球。打排球他是我们的徒弟。七中男排全省第一，国家队朱钢也是七中出去的，说起来还算我们的徒孙。

干部子弟？

有一天下午我在地里犁田，家里煮饭的知青跑来说知青大院来了一个拉练掉队的解放军。回家一看，他个子不高，一身军装，一支56式冲锋枪满弹夹，另有两夹还是三满夹子弹，一支54式手枪，非常疲惫，名叫刘永红。请他吃了饭，和他闲聊，他说自己是个干部子弟，部队从喜德县拉练到渡口（攀枝花），掉队迷路走了一夜。当时林彪出事不久，他说的许多事情和我们从成都知道的小道消息吻合，有点相信他是干部子弟，因为干部子弟消息灵通。但是其他方面又有疑问，其一，他的54手枪打卡壳了，他不会弄，是我们替他修好的，干部子弟对54手枪这种大众化兵器不应该如此外行。其二，我们和他一起去水库游泳，他只会“狗刨搔”一种姿势，我们当时认为作为干部子弟，蛙泳总是应该会的。而作为“狗刨扫”这种姿势，成都农村来的同学比较熟悉，而且再撇也会来几把剪水（手是爬泳，脚是蛙泳）。因此判断他是农村的，并且不在大城市旁边。但是，晚上睡觉他居然把两支枪都交给我们保管，这种警惕性又有点干部子弟的马大哈味道。晚上我们告知公社武装部说有一个拉练迷路的解放军在我们知青大院住宿。

第二天，他没有提出离开的要求，想和我们玩，我们就和他一起去爬山。为了打一只在天上盘旋的老鹰，他打光了一夹子弹，真是可惜。老鹰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并不飞走，仍然在原地盘旋，可见30发子弹连吓唬吓唬老鹰的效果都没有，我们的评价是此人枪法极撇。进山后，剩下的子弹被我们过枪瘾打完，对此他没有任何异议，这一点也很有干部子弟的豪爽气。

出山时刚走到山口的彝房子，就看到两个下面穿军裤上面穿羊皮褂褂的人从房后闪出来，厉声问他“刘永红，你的枪呢？”，答“在他们那里”。“跟我们走”。我们把枪递给军人后，大家一起去了先锋小学，小学里有两辆吉普车和两部三轮摩托，有几个穿军装的干部和士兵。其中一个干部（后来听说是个团长）很客气地感谢我们通知武装部并很和蔼地与我们聊天，只是对我们提出的刘永红是不是干部子弟笑而不答，后来说他爸爸是个生产队长，我们不信。对于我们打枪，他并不责怪，只说到生产队就知道我们进山了，后来在外面听到山里枪声紧，很替我们担心，我们谢谢他，告诉他好久没打枪想过过枪瘾。他开玩笑说一颗子弹七毛五，我们打掉那么多，有点浪费。我们说打掉的子弹不是铜弹壳，是铁弹壳只值一毛五一颗，他反问我们怎么知道价钱。后来我们才听说他们好像是修铁路的部队，修成昆铁路到泽远公社的专用线。铁路从漫水湾过安宁河，经过沙坝公社到泽远公社，这两个公社下的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当时只是猜测泽远公社里面有个三线建设项目，当然现在大家都可以去参观了，那里就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刘永红是晚上偷跑出来翻了几匹山迷路撞到我们生产队的。不过不论干部和士兵对刘永红都比较客气，也许他是个干部子弟。

毛泽东从神变为修正主义者

文革中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把毛泽东当作神，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他1968年12月21日向全国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对他而言，学生在文革中的利用价值已经殆尽，糟糕的国民经济现状又不可能安排如此多的就业，知青上山下乡只是转移矛盾的权益之计。我们不仅去了，还真正认为要把这件事做好。由于生产队的知青干得，我们知青点是西昌专区的先进，得了一块比巴掌大一点点的铁皮画，印着当时很时髦的“去安源”，这张小铁皮后来不知丢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下乡后《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肯定要学习的，《参考消息》由成都寄来，居然还订了《红旗》杂志！可谓虔诚。1969年12月21日约了几个生产队的知青，用篝火晚会的形式庆祝“指示”发表一周年。

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学习马列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还有一本不记得名字了，我们立即开始学习。不久我们回成都耍（一般一年回来一次）。到川大一个同学家去时，他爸爸问我们看什么书，答曰马列六本书，他说通看不必要，可以多看看《反杜林论》，他说恩格斯为了反击杜林的攻击（或称为杜林的修正）只好在各个领域全面阐述他和马克思的理论写了《反杜林论》。他爸爸北大毕业，人大研究生，原在陈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教书，因出身不好又有右派言论64年被贬到川大，在同学印象中是个一心做学问的曰夫子爸爸，我们当然很佩服他，回生产队就照办。谁知越看越觉得杜林的好些观点与毛泽东相似。比如杜林认为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必然战胜非正义战争，对此，毛泽东有“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的说法。恩格斯批驳杜林说战争是经济力的对比，从来梭镖（词不对）打不过来复枪。还有其他一些观点现在已经忘了。当时同学们大吃一惊，怎么毛泽东和杜林一样，在修正马恩理论？年轻人比较极端，并且反应迅速，马上毛泽东就被定性为修正主义者了。在我们心里，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因为不少同学的家庭出身被划入此列，已经见惯不惊了。文革中有人又把地下党划为叛徒，出国留学的划为特务，走资派和臭老九更是多如牛毛，当时四中的革干子弟多，九中的军干子弟多，我们七中周边围着川医、工学院、川大、省党校、科分院、音乐学院，纺校，“臭老九”的子弟多，对于这九类名称我们不反感，还有亲近感。但修正主义者是最被我们鄙视的，因为当时的我们自认为是信仰马恩的。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仅所有的宣传一片叫好，有人甚至提出城市也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文革中流传毛泽东当年在成都会议上说“我们已经找到进入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过我们进去了也不要急着宣布，苏联还是老大哥嘛”，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全国人民公认对共产主义最具有解释权的毛泽东实际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何等幼稚？他居然相信粮食亩产万斤和全民大炼钢铁（把铁皮玩具和电熨斗烧软砸成铁块达到全国年产1080万吨钢产量）这种数据也能算“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成就了！就已经“超英赶美”了，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刚下乡时总要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可他们忆不出什么地主的剥削，也许是时间比较久远？生产队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最主要的话题是人民公社食堂化。据说我们队进食堂时200人，出食堂时120多人，死的大部分是壮劳力，壮劳力一是让着老幼，二是还要出工，累。杨嘎嘎的爸爸是全队气火最好的，实在饿得耐不住，吃瓦窑旁做瓦时捡出的小石子，死了。

银行副行长是不是农民

因为当过知青与农民熟悉，冒牌农民在我们面前耍不起走。前几年去泸州办事，对手中有一人是个银行副行长，30出头40不到，细皮嫩肉。中间休息时，他酸溜溜地说“你们省城来的，我们农民当然说不过你们”。我说：“你算啥子农民？从小读书，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了就参加工作，有啥子时间干农活？在田里干活的是你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你最多寒暑假帮帮忙，而且帮忙可能都只会打杂。使牛、揦（耙）田、栽秧子、打谷子，这些正宗农活，我们俩现在就可以下田试一下。拉条牯牛出来套起犁头，你恐怕摸都不敢摸？不说别的，手伸出来看一下，你的手像农民还是我的手像农民，这双手当农民时一年要挣300多个劳动日”。他腔都不敢开。旁边一位年纪大的对手和我摆龙门阵说起农村的活路，试探我，几句话后就说“你是农民，你是农民，他不是农民，他不是农民”。

其实，我们大队有许多社员只读过初中或小学，但是知书达理，不仅待人接物很有修养，光是他们看过的很多中外名著，我等不及。《三国》、《水浒》、《西游》，《西厢》、《红楼》、《聊斋》，《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名利场》、《高老头》、《俊友》、《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们说起来头头是道，也写得一手好字，并且以自己是农民为荣，常与我们知青争辩农村比城市好的方方面面。想想他们—这些真正的农民，再看看现在城里那些不乏高学历、高职务，用名牌，打网球，喝咖啡，开车时向外乱丢烟盒及面巾纸，在很多场合有意擦拭农村痕迹,一有输相就又归责自己农民先辈的国家干部，这些人无权称自己是农民。

回成都、搭汽车

1969年到泸沽时，成昆铁路还正在修，往返泸沽和成都只有坐汽车。当时成都到雅安150公里，雅安到泸沽356公里，成都到泸沽506公里。

因为成昆铁路没有通车，全靠汽车运输。渡口（攀枝花）又是个三线建设的重点，路径为成都—邛崃—名山—雅安—泥巴山—九乡—汉源—石棉—拖乌山—冕宁—巨龙—泸沽—礼州—西昌—德昌—米易—渡口。当时有5个省市的汽车运输公司车队在成都和渡口之间来回跑，被称为5大公司，好象是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北京的车号是1，辽宁是2，山东是3，另外两个记不起了，知青们只要一看车号就知道是哪个车队的。从渡口回成都的空车比较多。

知青们搭车有几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看见汽车停在泸沽区饭馆门口，车头向着成都方向，这些车肯定是回成都的，在车旁等着，司机来了就好言相求，女生成功率高。如果在傍晚看到旅社门口车头朝着成都方向的车，也是找司机好言相求，如果同意，问好第二天早上出车时间，明早再来，也是女生成功机率高。只不过有的司机心不好，第二天早上去时，车已经走了，为保险起见许多知青通宵守在车旁。    另一种办法是爬车，这种办法男生成功率高，也有女生跟着男生一起爬车。我们在公路的上坡路段等着，有车经过时跟着车跑几步，抓住车厢板，爬上车去。当时五大公司清一色全是解放牌，爬坡不行，上坡慢得很，重车动不动就用一档，当然如果是空车还是比较快。铁二局机运队有进口汽车，一种是蓝色的意大利FIAT(菲亚特)、一种是黄色的东德IFA（伊发），另一种法国白色的12吨翻斗和蓝色15吨翻斗BERLIET（当时叫贝利特，现在叫贝利埃）是356铁矿的。这些柴油车，上坡有劲，根本追不上。知青没有行李，只有一个书包，轻装上阵，很好爬。有的司机知道知青爬上车了，不停车，走一段路加水或吃饭时停车才说一句“爬车危险，坐稳了”，晚上休息时也告诉明天的出发时间，这是最最好的。有的司机当时就停车，赶知青下车，经苦苦哀求后同意搭车，这是好的。经苦苦哀求后仍然不同意，但知青就是不下车，无奈只好开车，这也是好的。最坏的司机在知青爬车时左右晃盘子，汽车也左右晃，并且在知青爬上去后还要晃，转弯时又故意转得很急，想把知青甩下去，这是最坏的。对付这种司机我们也有办法，把衣服脱下来往驾驶室左边的玻璃上一蒙，风一吹，衣服就粘在玻璃上了，司机看不见前面的路只有刹车，如果不刹车掉下山去，大家同归于尽。停车后仗着人多和他大吵，最后他只有让我们搭车。

刚开始也有知青站在路中间拦车的，如果觉得车不停就跳开。这种办法风险极高，你怎么知道他停不停？女生反应慢，更危险。高66级女生朱万敏拦车时没有跳开，车直接冲了过来，她吓晕了倒下去，汽车从她身上开过去。解放牌，底盘高，居然没有碰到她，像修车的工人躺在车下一样安全。当然司机吓坏了，让她搭车回成都。

有一首好听的女声小合唱歌曲《修路的大哥卡沙沙》，一段歌词是：“铁路修到了凉山下 ，彝家的心里乐开了花，炸开了高山架起了桥， 一条铁路通到了我们家”，歌里的铁路就是成昆铁路，卡沙沙是彝语“谢谢你”。歌曲里最上口的一句是： “卡沙沙 ，卡沙沙， 卡沙沙，卡沙沙，修路的大哥 卡沙沙”。知青当时自己谱曲写歌的不多，但喜欢改词的不少。有知青把这首歌的词改为“知青发配到凉山下，想回成都看爹妈，爬上了汽车乐开了花，一路顺风回到我的家，卡沙沙，卡沙沙，开车的大哥啊，卡沙沙，卡沙沙，卡沙沙，卡沙沙，开车的大哥卡沙沙。”“知青回成都，就是没办法，五大公司的汽车，不搭不搭，就是不搭。不是它不搭，不是它不搭，省革委的文件，把我们知青卡。 “一定要回成都，回去见爹妈，五大公司的汽车，不敢不搭，不敢不搭。估到它要搭，估到它要搭，天高皇帝远，谁敢把知青卡？”。“要回家，要回家，要回家，要回家，西昌的知青要回家”。

当时是否有文件不许搭知青，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成都居委会的积极分子问知青要生产队同意返城的“路条”和路上住店被索要路条的事情确是千真万确。省革委怕知青大量返城的想法肯定存在，出几个文件控制返城并不奇怪，他们手上有权嘛。

有识简谱的可以哼几句，这个歌好听。

搭五大公司汽车回成都的知青不计其数,现在还记得的学校就有：渡口（攀枝花）的二局铁中、成都铁中、19中；米易的致民路、祠堂街、东风中学；会理的锦中、26中、29中；德昌的8中、24中、33中、36中、；盐源的9中；宁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