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 西
何元建
一大早,我疾步穿過從小就走過不知多少次的校園,去附屬醫院的住院部看望母親。醫院在校園的西南角,
校園分東西兩塊,中間是貫穿城市南北的大馬路,五十年代末修建,顯示著大躍進的雄心與成就,是當時城市唯一有汽車道、
自行車道和人行道的大馬路。本來渾然一體的大校園被腰斬,為解決學生老師來回上課的需要,馬路下邊又修了一條地下道。
馬路東邊是以教學爲主的校本部,西邊則以附屬醫院爲主,簡稱“附院”。附院這邊當然也不僅是醫院而已,而是有最大的操場(
稱爲一廣場)、禮堂、兩座教學樓(七樓八樓),住院部、教職員宿舍、各類輔助樓房以及護士學校,簡稱“護校”。
成都話裏邊“附”、“護”都念“fu”,外邊的人實在是不知道“附院”與“護校”之間的奧妙。
這座大學於二十世紀初始建,據説是建在一片墳地之上。一來洋人初來乍到,不諳世事,二來國人聽説老外要建大學,
而且又都是些神父牧師,實在不知該如何應付,將城外一片墳地打發了之,而且是無主的野墳亂墳,
被處死的犯人也埋在這裡。有主的墳地自是在風水好的去處,也有人看管。這裡本是成都平原中心,天府之國的腹地,
一眼望去都是耕種了千百年的稻田,阡陌縱橫,井然有序。田地之中忽然有一片亂墳,自然是土質不好的荒地,
被作了冤魂野鬼的歸宿。洋人不管這些,賤買過來的土地逐漸被規劃、被拓展、被綠化,傾而頗具規模,
令人刮目。在被貫穿南北的大馬路一分爲二之前,華西校園佔地近千畝,有鐘樓一座,教學樓八棟,
辦公樓圖書館各一幢,輔助樓宇、學生宿舍、教職員宿舍若干。
最引人注意的是鐘樓,高十八丈,尖頂飛檐,最上面一層四面有鐘,
方圓幾十里可見,每一正點鐘聲響起,洪亮渾厚,遠播四方,
為校園之一景,城市之一地標。當時的設計師和建築師的確有眼光,
見識不凡。辦公樓、圖書館、教學樓、禮堂以校園中央散開,外一層是學生宿舍,再外一層是教職員宿舍,
附屬醫院盡置於校園的西南角。樓宇的設計都是中西合璧,屋頂斜翹,四瓴飛檐,内部則是西式佈局,
從地下室到最上一層的閣樓,廳室長廊,旋梯拱門,不一而足。所有建築都是塼木結構,木質密實,柱粗樑厚,塼隙規整,
一百年過去依然凜然,給人的感覺是再過一百年也還會好好立在那裏。
據説當年砌墻用的灰漿裏邊加了糯米,塼隙密不涔水,石灰也不會剝落。經世的老人們至今樂道,言下之意今非昔比是也。
稍大樓宇的正中是正門,由斜上的階梯引入,依層而上,分流兩廂。
那時沒有電梯,加上閣樓也才三四層而已。每年學生畢業,正門的階梯上,一排排穿戴學士帽、袍的年輕男女,
興奮而又禮貌地站在眾教員身後,期待著照相機銀光閃下的那一刻。
洋教員們自然都是西裝革履,中間夾著一兩個身著長衫的中國教員,
傳統賦予謙卑的同時,眉目中也透出志滿與躊躇。洋人愛踢足球,學生宿舍前都有一個大大的足球場,宿生之間常有賽事。
作爲親近地方的公關舉措,學校會邀請地方顯要和紳士觀摩比賽。穿著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帽的鄉紳們大惑不解,
既然目的是將那麽一個小皮球踢進對方的球門,那就請些苦力來做不就行了嗎?何苦大動干戈,
搞得個氣喘吁吁汗流浹背衣衫不整體面掃地?辦公樓、圖書館和神學院這三棟建築還有與衆不同之處,
房子本身是建在一個大平臺之上,臺高一米多。神學院的平臺尤其寬大,可以在上面列隊前進。
五十年代這裡成爲附屬小學,我便在此就讀。每週朝會,各班由班主任帶領,從教室魚貫而出到平臺列隊站好,
校長便站在門廳前訓話。平時體育課也在平臺上上。課間休息時,
高年級男生你追我打,縱身跳下平臺脫離追擊,雖然學校禁止,也以此為榮。夏日學生放假,這裡又成爲工會的茶座,
從教室窗戶拉出的電線,挂著數只一百瓦的燈泡,照亮下方茶桌上的棋局,穿背心短褲蒲扇不離手的員工埋頭酣戰。
蒲扇既爲了涼快,也是爲了驅趕蚊子。拿住它在小腿内外劈啪幾下,蚊子有沒有打中不要緊,心裏是舒坦了。現在空調林立,
四處是派放的熱氣,蒲扇可惜已經買不到。平臺前是一方草地,
種有二十幾顆柏樹,枝繁葉茂,鑠老蒼勁。爬上樹去找個高枝坐下,
俯視衆生,是當年的一大快事,尤其是下面有女同學經過之時。
九十年代,這裡又成爲幼兒園,但平臺已經拆去,柏樹也不見蹤影。
我伸頭入園門望了一眼,大樓昔日的風采不再,不等我定神,
一聲吼叫“找哪個?”,急忙轉身迅步離去。聽説宿舍區常閙賊,守門人的警惕自不在話下。
我家住的地方叫校西路,之前住三號,後來搬至十號。這是一大片宿舍區,又名廣益垻,步出學校的西門,
穿過一條窄窄的馬路,就是了。馬路不長,大概有三百米,兩旁是樹幹結實粗大的法國梧桐,枝葉茂盛,
一棵樹就像放大了無數倍的蒲公因,兩邊樹葉交頂,遮住太陽,
形成林陰道。夏日尤其清爽寧靜。整個城市這樣的道路僅兩條,除了這條大學路之外,另一條叫商業街,是省委門前的路。
大學路的法國梧桐是洋人們所栽,商業街的樹為誰所賜便不得知了。黨的最高機關選擇了在那條路安家,彼樹也有功勞吧。
或者在黨的領導坐車出入時,林蔭遮蓋下的靜謐會引出一絲平靜。
宿舍區除了有神職人員宿舍之外,還有兩幢學生宿舍(三舍四舍),
門前的足球場後來被挖成一個池塘養魚,補充配給食物的不足;
再後來被食堂鍋爐燒出的炭灰所填平。以校園外圍的方向命名的路,
大多是通向教職員宿舍的。校西路、校東路、校南路、校北路是焉。
但並非一條路,而是整個一片地區。區内挨次修有一幢幢小樓,是高級教職員的宿舍。每幢樓都有圍牆環繞,
門口有守門員兼花匠的小屋,入去是花園,有磚塊鋪設的小路通往樓房。校西路總共有十四棟小樓,
三號有兩個門洞,應該是兩家人住的。十號則是一家的獨院。曾是原化學系主任蘇教授(William
Sewell)的住宅。解放後,十一號成了幼兒園,十二、
十三號成了托兒所。幼兒園是日託,托兒所則是全託。我在兩處都呆過。記得有一日午睡時屎急,
趁阿姨不見躲到走廊上的一條船下面方便,完了無法擦乾淨,怕老師責駡,臭烘烘偷跑回家,換了褲子後又被送回去。
那些沒有變成幼兒園托兒所的小樓仍然是教職員宿舍,但除了院長和書記各居一棟之外,其餘都是多戶人家居住。
小樓上下被隔成各自獨立的單位,教授們自然住得寬一點,體面一點;同級的行政官員們也是。不過,
除了院長和書記樓的圍牆繼續存在之外,其他小樓的圍牆要麽被拆除,要麽自行坍塌消亡。花園也成了菜地,
在五六十年代交替的大飢荒中幫了人們的肚皮一把。
解放後洋人離去,學校擴充,原來的樓宇容量顯然不夠。五十年代院校合併,華西大學改爲四川醫學院,屬衛生部,
只剩下醫、牙、衛生防疫等科,其餘都併入川大;家政科、
神學院等已不合時宜,是被廢除取剔之列。神學現在大陸已經恢復,據説還挺鼎盛;但家政就沒有希望了,
原因大概是歐美大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取消了家政一科。家政科的英文叫“domestic
economics”,另一個譯法就是“家庭經濟學”。
好萊塢的大演員島麥克(Michael
Douglass)幾年前在一篇文章裏呼籲美國大學恢復家政學,
因爲現代家庭的内務與經濟管理實在不簡單。如是,家政將不再是女士們的專利,男女都能攻讀,觀念與内容都會改變。
西方大學取消家政學,有女權主義者的功勞,中國則是政治制度,
家政被認爲是“培養官太太”,屬於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看來,社會發展,殊途同歸。其實,神學也有一個譯名的問題,
狹義專指基督教的學問,英文叫“theology”,
廣義泛指宗教的學問,英文是“religious studies”,即宗教學或宗教研究。許多年前,
基督教傳入中國,“God”在北方話裏譯作“上帝”,
在廣東話裏譯作“神”,各自約定俗成,沿用至今。可是,
南北方都統一用神學一詞,大概“上帝學”無人領會,反映了宗教、語言與社會的交融。
五十年代,校園新起了教學樓一棟、男女生宿舍各兩幢。新教學樓命名為新三樓,因爲原來的三教學樓還在。基礎(教學)
部進駐新三樓;新舊女生宿舍組成女生院,外人進出須登記。舊男生宿舍已改他途,由新的男一舍、男二舍取而代之。
新樓一律方正,像一個個灰色的大火柴盒,混凝土地面、四壁與天花,樓梯門窗十分簡陋,一進門廁所味就飃至,
公用水房的地沒有一日是乾的,比之舊樓似乎沒有建築風格可言。醫科學生到了高年級就要在附院實習,
一部分就會住到原住院部的八角亭,方便就近值班。八角亭在八教學樓後側,屋頂呈八角形,八條瓴托住八條飛檐,
別具一格。它本是住院醫生宿舍,也是未來醫學人才的搖籃。在洋人治下,這裡還特別神聖。
據説一位年輕的男實習醫生偷閑去了茶館,正擧著清香四溢的蓋碗茶往嘴邊送,被路過的教授撞一正著,
結果被取消醫生資格。茶館代表著這個城市的俗文化,無孔不入,被視爲不入流的市井之所,醫學院醫生是不屑去坐茶館的。
八角亭外邊是一個三合土地的籃球場,我與同是大學子弟的朋友三四一度天天下午去那裏打球;
別的球場都是土地,一下雨泥濘不堪。在那裏打球覺得是一種“高級”,一種享受。附院這邊是校南路,
一幢幢小樓裏住的大多是醫生,同時也是醫學系口腔系的教授們,或者是這些部門的官員和教職員。雖然不再是獨居一棟,
表面上也都還樂融融。有兩個同學的父親都是醫院的副院長,
都是從部隊轉業,革命勝利後軍隊接管了城市,也順帶接管了大學。以前是洋人掌權,現在輪到軍人。政權易手,
打下江山的軍隊又為執掌地方輸出了幹部。隨軍南下的幹部團常常不夠分配,於是部隊攻入一個縣城,
連長就留下來做了縣長,指導員就是縣委書記,排長班長戰士再司各級職務。這種情況在四川很普遍,
我七十年代下鄉時就看到了。這是後話。
宿舍區的新樓也拔地而起。五棟教職工宿舍樓在五十年代破土動工,
依次被命名為一棟、二棟、三棟,等等。解放後實行食堂制,於是蓋起了新飯堂。那時很少有汽車,
建房用的磚塊木料石灰沙子都是馬車一車一車從城外運來的。車到了,馬拴到一旁歇息。一群孩子就圍著看,
膽大的還會趁趕車的不注意爬上馬車坐坐,欣喜異常。有一次我上了車就睡著了,隨車顛簸一路來到了郊外的磚窯,
等裝上了塼,又跟車回到家。車夫不但沒有把我給拐騙了,對我還挺照顧。回想起來,不禁唏噓。彼時民風樸實,可見一斑。
進而想到洋人墾荒建大學的那個時候,必定也是馬車連連,外帶雞公車和肩挑背扛,
我們祖輩的艱苦卓絕為子孫們留下了這座美麗的校園。到了六七十年代,社會風雲突變,搞建設的事完全停滯。也有,
那是挖戰壕和防空洞,所有的空地包括籃球場和果園就是最佳的選址。
所需的石灰要自行燒製,於是就地挖出大坑,將石灰石仍將進去,再澆上水,石頭吱吱作響,刺鼻的礆味隨白色的蒸汽騰起,
蘑菇雲似的隨風散開,彌漫著整個宿舍區,周圍的樹葉開始變黃,樹幹也隨之枯去。因爲是革命的需要,無人敢說一個不字。
我年少不諳世事,對一個鄰居惋惜,她正色道,某地有人說了類似關心樹木的話,已作現行反革命被抓起來。
她丈夫是炊事員,以工人家屬自居,不太看得起知識分子的子女,雖然我跟她兒子是朋友,有時放學去其父掌勺的食堂,
剛出籠的饅頭熱氣騰騰拿一個給我們,又香又軟真好吃,但聽説她已經要兒子少跟我來往。這種不顧一切干革命的架勢,
父輩們在五十年代就經歷過多次(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合作社人民公社、反右、反白專、向黨交心,等等),
但我們這一代還小,到了六十年代纔有所領略(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貫徹黨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綫、文革)。
五八年大煉鋼鐵,親眼見到外婆把從櫃子箱子上的銅什件一個個撬下來,拿給媽媽交到學校去,
櫃門箱蓋從此用一條麻繩栓在兩根釘子上來固定;又看見在院辦公室上班的鄰居阿姨眉飛色舞地談論他們擡著土高爐煉
出的鉄疙瘩興高采烈去市委報喜。難道身居高位的政策制定者們就無知於此,
全然不領會這些都是徹頭徹尾的無用功嗎?也許是,也許不是。
最要緊的是群衆被發動起來,其社會力量排山倒海,勢不可擋,政治統帥一切的道理便在其中了。要命的是,
舉國上下懂得此玄機的人當然不止幾個,幾十個,或者幾千幾萬個;懂了但不順應形勢或者隨波逐流就是一個政治思想、
立場和感情的問題,一個站隊的問題。站錯了就要付出高昂甚至血的代價,不止自己,
家庭親戚朋友同事人等無一幸免。我們的父輩和我們自己都曾經歷過這沉重的一関,
現在可以輕描淡寫地說出來,恍若隔世。
文革前,校園(包括宿舍區)最偉大的一項工程是將所有的道路都變成三合土鋪設。
所謂三合土是石灰、河沙與碎石混合之後鋪在路面上,再夯實晾乾就成了。沒有河沙就用炭灰代替,這在校園裏有的是,
因爲有食堂,而且不止一個,那裏鍋爐燒出的蒸汽每日用來蒸飯、
蒸饅頭、燒開水,每週開放澡堂一次,也都要用蒸汽沖出熱水來,於是生産出相當數量的炭灰,堆在食堂旁邊的空地,
不雅觀也不衛生。用炭灰進入三合土鋪地,物盡其用因地制宜,實在好。最爲艱苦的一段工序是將新鋪的路面夯實,
人手一柄特製的扁平木槌,往地面來回敲打;學校最大的人力資源便是學生,數千個學生輪番上陣,坐在小凳上,
木槌劈啪著響,非常壯觀。三合土路鋪成之後,昔日一下雨就泥濘不堪的景況一去不返,學生老師和家屬都很自豪。
從洋人時代開始,校園中道路的兩旁就栽下了行道樹,至解放初期已成氣候。校園各處的花草樹木也是林林總總,
還有幾處竹林、果園與植物園,鐘樓後面有荷花池(呈半圓形,
也叫半邊池),荷葉厚綠厚綠的,荷香宜人。在綠色的環抱中,步入校園讓人感覺清爽恬靜。宿舍區也有高大挺拔的楠木、
根深葉茂的銀杏,嬌貴的玉蘭。解放後栽得最多的是桉樹,長得快,
拔得高,又稱躍進樹。校園綠化有專人負責,我們叫她宋孃孃。胖胖的宋孃孃騎著一輛女式自行車,一臉嚴肅,
緩緩地在校園中巡視,不時下車與人交談;撞見我們一斑偷摘花草的小鬼,大喝一聲,頓時鼠竄,
憋著一口氣跑到沒人的地方,回頭看看沒有追來,才站住大口喘氣。辦公樓與圖書館之間的路旁有梔子花指甲花狗兒花,
四教學樓旁有鐵樹和水仙,三廣場側有官司草,保健科前的葡萄架,鐘樓後面的荷花池植物園,都是我們常去的地方。
還有野生的美人蕉,專在夏日雨後開花,綠色莖葉的開黃花,紫紅莖葉的開淡紅花,黃花瓣上襯著血色斑點,
紅花瓣上襯著橘色斑點,花瓣碩大,花蕊頎長,鮮翠慾滴,十分可愛。文革期間,校園無人打理,人爲破壞,荒蕪凋敝,
極爲慘烈。到了八十年代略有好轉,文革中大難不死的女黨委書記(
她丈夫曾是市長)仍然在說“我們的校園是全國醫學院中最好的”。
她指的是衛生部部屬的四個醫學院,即四川醫學院、北京醫學院、
上海醫學院和廣州醫學院(簡稱川醫、北醫、上醫和廣醫)。當然還有其他醫學院,但那些是地方院校,級別略低。後來,
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改歸教育部管。不但衛生部屬下的醫學院,其他如地質部管的地質學院,鐵道部管的鐵道學院,
郵電部管的郵電學院,國防科委管的電訊工程學院和軍事工程學院,農業部的農學院,林業部的林學院,石油部的石油學院,
紡織工業部的紡織學院,以及各機械工業部所屬的院校等等,也都改屬教育部。
建國以後實行的這種專業院校分屬國家部委的制度,至此消失了。教育部本來只管綜合性重點大學(包括師範大學),
全國共三十六所,地方院校由省高教廳管,現在一下攬住這麽多大學,
成爲九十年代開始的一連串大動作教育改革的始作俑者。這又是後話。
文革期間沒有建設,也無人管理,但人口卻未停止增加,年輕的教職員添丁進口需要房子,
明的暗的來了一場住房的洗牌運動。不時看見有人搬入這裡和那裡。原來住得較寬裕的老教師們被命令騰出房子來讓人搬入,
一部分是因爲有所謂政治歷史問題被打倒而為之,另一部分則是因爲子女做知青去了,
被認爲住得寬裕而要讓出房子來,很多時候是二者兼而有之,因爲只有老先生們纔住得較寬鬆,其子女纔夠年齡上山下鄉。
老先生們也許自己還住在牛棚裏,自身難保,哪管得了那許多,如能從牛棚全身而退尚有家可歸就不錯了。
事實是有人沒能從那裏回家。那段時期經常半夜查戶口,有時是派出所警察加上民兵,有時就是民兵自己。
每逢當知青的子女回家,戶口就查得特別勤。如果沒有公社的證明回家探親,就要被勒令限期離開。怪哉!其一,
下鄉就要下戶口,沒有戶口就是非法居留;對於外來人口,這似乎還説得過去,但當知青的子女本來就是生於斯長於斯,
回家看父母天經地義,有何不可?其二,逢年過節回家被查也就算了,平時偶然返家,以爲無事,
結果半夜被叫起驗明正身,哭笑不得。原來革命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前腳剛跨進家門,
他已經向當局舉報,來個半夜突襲,第二日民兵們作笑料談起。你與這些傢伙本來就認識,但公事公辦這一層是不能說透的,
也永遠說不透。這就是制度的力量。任何時候,不管制度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笑可悲,只要它存在,
就有維護它的人。這一點在文革體現得更淋漓盡致罷了。經歷過的人,對人性看得更透徹。暴風雨過後,
父輩要我們心懷諒解,這出於性本善,也或許有隱側之心,在政治制度的翻天覆地之中,無人能獨善其身。我修養不夠,
對那些跳出來整人害人的,尚不能釋懷。對於無知,也更加無法忍耐。有一次,一個老外振振有詞地對我大談中國:“我們跟你們不同,不習慣住在較緊逼的蝸居”;我心裏說“你懂個屁!”
有一天,校革委會副主任搬入了我們的樓。夫婦都是留校的畢業生,
有了孩子,從原來住的單身宿舍搬出。搬家那天,有許多人幫忙,將遺棄的雜物垃圾都仍在樓旁的翠竹叢中,壓得七倒八歪,
我過去把它都撿出來扔到垃圾堆裏,新居的男女主人看見了,一副不屑的樣子。後來聽説這位先生爬上了黨委書記的高位,
從他那天的舉止,對校園綠化恐怕沒有興趣。其實,這就是中國大地的現實。平民百姓食不果腹,
自然不會關心環境綠化,況且這本來就是政府或集體行爲,掌權的人如缺乏意識,或沒有預算,或排不上日程,自然不行。
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歲月裏,綠化環境永遠排不上日程。校園凋敝,整個城市也正在日益破舊衰敗。彼時,
大學精英與平民似乎也差不多。樓小人雑,公用樓道樓梯淪爲藏垢納污之地;看不慣,也爲了自家人進出方便,
姐姐和我成了樓裏的義務清潔工,每週數次用拖把將樓道樓梯清掃乾淨,除了廖媽(廖老先生的太太)
會投來贊許的眼光或輕聲鼓勵一句之外,其餘都視而不見。
說起垃圾堆,這在宿舍區是個老大難問題。這麽多樓,這麽多住戶,
每日生産出來的垃圾相當可觀,都堆放在樓與樓之間的某個位置。
我們樓的垃圾堆在樓前小路的旁邊,進出必經之地,住戶越多,堆也就越來越大,好在每家都燒蜂窩煤,煤灰夾著腐朽,
將臭味有所掩蓋,觀瞻與衛生也就無所謂了。相比廁所,垃圾堆已經是小巫見大巫。除了新建的一、二、三、四、五棟之外,
其餘的樓都要共享戶外公用廁所。洋人建樓時當然也沒有室内抽水馬桶,也是在園内起一處小茅房供方便之用。
但小洋樓現在住的是十幾家人,茅房緊張成爲緊迫的現實。我們與比鄰的九號樓共用一個廁所,男女各二格,之間一墻相隔,
清晨排隊或是心急之時位置已被佔先,是常態。廁所平時並無人打掃,衛生為零,糞坑口從未加蓋,
每逢盈滿而又未拉走之時,接受功能停止不說,污穢四溢,成爲最噁心的事情。此事該誰負責,無人知道,
社區管理的基本功能在那個年代是不存在的。與此相關聯的人的基本尊嚴也蕩然無存。
茅厠的隔墻純粹是功能性的,離屋頂還遠著呢,兩廂猶處一室,話語飃香不由自主。即便是在自己家裏,
與鄰居相隔也僅是一層木板,與戶外的距離也是一層木板,皆因原來住一家的小樓被隔成若干家之故。隱私、
尊嚴在那個年代的字典裏找不到,大家都茫茫然心照不宣地過著。
文革結束後的七十年代末,在百廢待興的期待之中,也在人口急劇增加的壓力之下,宿舍區一下起了許多新樓,
原來空曠的地域,突然變得緊逼,讓人透不過氣來。洋人留下的樓宇一幢接著一幢消失,然而這僅僅是個開頭。
隨之下來的八十、九十年代、二零零年代,由經濟快速發展所支撐的校園建設,所帶來的纔堪稱巨變。
宿舍區的舊樓基本不復存在,不但是舊華西的樓,五六十年代蓋的樓也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灰蒙蒙、
千篇一律的宿舍樓。樓與樓之間的空間由五十米縮成二十米、十米、
五米,甚至更少。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突然某一日一幢大樓拔地而起,與你的窗戶近在咫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