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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30日，星期六晚上，我在华西高级中学的广益宿舍里准备毕业考试时，突然听见同班的杜顺福喊我：“杨振华！快去赫斐院（今四教学楼），苏道璞老师在那里遇刺了!”我俩同几个同学马上跑去，看见一群华英宿舍的大学生。他们说：“苏副校长被人打倒又被戮了几刀，几个人还抢走他的自行车逃跑了。”原来有几位华英的同学从城里回来，听见有人在黑暗中呻吟．用手电筒一照，发现是苏副校长倒在血泊之中，他们找来一张门板把他抬到他的家里，同时有人去找高文明校医去看他，我同杜顺福马上跑到锦江边苏老师的住宅。我们只能通过他书房的玻璃窗看见里面的一盏大煤油吊灯，下面有人在活动，因我们站在又低又远的花园里，看不清室内的活动。
我看看自己周围全是焦急等待的人群，我问：“是谁最先发现苏副校长的？”几位大学生说：“大约9点半，我们经过斐院回华英宿舍听见大路旁有人呻吟，用手电筒照亮才认出是苏副校长受伤了！”又问：“在那以前有无可疑的现象？”几位大学生说：“下午我们在一广场踢足球时看见4个农民样子的年轻人，有的拿扁担，有的带一把匕首（约一尺长的短剑）在这一带逛来逛去。我们晚饭后出来散步时，他们还没有走。”有人说：“可能是他们干的。”另一人说：“我也碰到他们，但不像一般的农民，更像小流氓！”
大约半夜12点钟，一个人出来说：“请大家回去吧！苏博士伤很重，我们能力有限决定现在送他到四圣祠仁济医院。”
第二天，5月31日星期日晚上，方叔轩告诉我：“苏副校长经过抢救，今天下午从昏迷中醒了，他对妻子说，你代我要求学校转告中国政府，不要因我受重伤而引起中英两国关系恶化，苏师母还要求政府不要处死凶手，以免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
这对夫妇爱别人胜过爱自己的精神使我整夜难以入睡。
6月1日星期一，苏副校长因肺与肾损伤太重而逝世了！年仅42岁，正值壮年之际遭此横祸，我和杜顺福都伤心地哭了，我们的好老师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苏副校长逝世后第二天，成都公谊会在广益学院举办简单而肃穆的追悼礼拜，两三天后学校在原图书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省政府和市政府各级领导，全校师生员工都来参加苏道璞的追悼会，各界人士赠送的祭帐、挽联和花圈堆满了整间大厅。苏道璞棺材上用白花装饰的“胜利”两字正好是对他胜利的一生的概括。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沉浸在深深的哀痛之中。
在追悼会上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费尔朴博士评价苏道璞一生说：“苏道璞,基督忠诚的信徒,完全有资格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永恒的祭物为人类献在和平与良善的祭坛上。”
宋诚之会督念悼词说：“苏道瑛一生不是死而是生，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不是失败而是胜利，留下的不是受伤的躯体而是崇高的精神！”
追悼会结束后，9个学生把苏道璞博士的遗体葬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坟园里。他活着为中国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死后永远留在他所爱的土地上。
苏道璞简史及生前小事
苏道璞于1888年11月出生于英格兰的中部，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母亲是贤慧能干的妇女，给他取名Clifford
M.Stubbs.他7岁时，全家移居到新西兰。当他才1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很聪明勤奋，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都赢得奖学金。他21岁毕业于新西兰大学，在荣获文学硕士后，又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理科博士学位。
1913年，他听说在中国西部刚成立华西协合大学，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去工作的地方。于是，他去会见了石恒励（Harry
T.Silcock）,他是从华西协合大学回英休假的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1913年苏道璞便向英国公谊会申请到华西协合大学;工作，同年他到达成都。第二年(1914)他的未婚妻（Margaret
Lees）离开伯明翰来到成都，于1915年6月同他结婚。苏道璞一直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直到1930年逝世。
苏道璞博士和他的家属每4年回一次英国休假一年。这是所有外籍教师都享受的规定。每次从英国回到中国，都从上海:坐船到宜昌，在宜昌再换马力充足的小轮船逆流而上到达重庆。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各种船只在途中经常受到抢劫。外国商船为免受抢劫之灾就寻求外国军舰尾随其前后，或在商船的前后挂上外国国旗（如英、美、法、意等国国旗）。作为一名英国人，苏道璞到达宜昌后却拒绝坐受外国保护的轮船。他认为自己到了中国，已经入乡随俗是一名中国人，没有特权享受中国人无法享受的待遇，他宁愿耽搁几天一直等待没挂外国国旗或受外国军舰保护的商船经过宜昌。大概一星期后，苏道璞终于搭上中国船回重庆。在重庆，出于仁道主义，他又拒绝坐轿子毅然徒步走回成都，所经历的艰辛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苏道璞博士赢得无数中国人的钦佩和爱戴，因他是一名热爱中国、同情中国人民的和平主义者。
1927年是苏道璞博士应该回英国休假的时间，化学系的工作由徐维理（William
G.Sewell）代理，他也是英国公谊会于1924年派来的，是英国里兹大学的化学硕士。苏道璞在英国的消息常由徐维理向广益学院的师生转达，他说苏道璞一家人在英国过得很有意义，他利用这个机会用中国人的观点在各地向英国人宣传和平和人道主义。由于当时英国的国防部派军队到上海的英租界地保护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对英国人恨之入骨，两国关系极其紧张。苏道璞主张中英两国应采取彼此平等、互相信任的原则，由于他长期住在中国，有丰富经验，他的主张很受各地人民欢迎，在那一年英国议会的下议院专门请他讲《中国问题》。当时因他热心服务的精神和热爱人类的思想促使他到威尔斯帮助处于困境中的煤矿工人，工人们喜欢他冷静沉着的性格，刚正不阿的正义感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干劲。这次休假，他开着一辆微型汽车载着妻子和子女到各地旅游演讲。孩子们也享受了难得的
父爱。
华西老师和学生眼中的苏道璞博士
自从我转学到成都念青龙街广益小学后，每星期日在公谊会礼拜堂里都看见苏道璞博士。他穿着西服，对中国的男女老幼都很亲切，毫无有些洋人的傲慢态度。
在我念华西协合大学的高琦初中时，有一次苏道璞同成都公谊会的代表一道去三台县开公谊会的年会，我和弟弟随同他们去看表姐和表姐夫罗品三医生。从成都到三台县约有300华里，由于交通落后路途曲折坎坷，需走三天时间。其它洋人都坐轿子，而苏道璞随身带了一辆黑色自行车，上山下山他都扛在肩上走，我就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坐轿子呢？坐轿既舒服又省力。”苏道璞告诉我：“坐轿子很不仁道。我不愿把中国人当作牛、马一样使唤。除非有病走不动，否则我永远不会坐轿子。”当时我觉得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在苏道璞的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他就是这样平等待人的忠实的基督徒!
我考进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念理科（当时设文科、理科和师范科）后，有机会更多地接触苏道璞博士。华西协合大学的化学系是他创办的。他从英国引进了先进化学设备和器材，同时还负责教授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理科二年级的化学。他用成都话深入浅出地讲课，有时还用孔孟之道教育我们。同学们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向他询问难题时，他就像父兄一样很有耐心地解答，还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一言一行赢得每个学生对他的敬爱，不少学生都想学他那样做个好心人。高中毕业，考入川大的一个同学还对华西协合大学的化学实验设备器材赞叹不已。当时华西协合大学的实验室使用的喷烧器，就是有个运转的机器把燃料煤油转化成气体，然后用钢管输送到各个实验桌，同学们一转动开关就可以使用喷烧器，非常方便干净，这种设备在当时的西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建校早于华大的四川大学使用的还是酒精灯。在同学聚会上听到这之间的差异，我心中由衷地感到高兴，非常感激苏道璞博士向为华西学子带来如此先进的设备。
1945年5月30日，我的岳父张凌高回忆起苏道璞博士，感慨地对我说：“今天是苏道璞博士遇刺的纪念日，他可是一个热爱中国的英国人。在我与他共事期间（苏道璞1928-1930任副校长，张凌高1927-1930任副校长），我俩在处理学校事务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无论办什么事他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即使意见不同，也促使我俩之间更深的了解，增加我俩之间的友谊。”从老师同学的评价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苏道璞是一位热爱中国，热爱华西，全身心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英国人。
苏道璞子女的情况
苏副校长逝世后，他的夫人很快处理完后事就带着儿子约翰离开中国，回到英国抚养两个上中学的女儿。长女茹丝（Ruth）成为医师，她和同班同学卫斯理（Leslie
West）结婚；二女锦（Jean）大学毕业后是一名中学的拉丁文教师，一直没有结婚。
1985年夏天，我去匈牙利参加国际医师防止核战争会议后，去英国访问时，曾会见了这两姐妹，并一道参加公谊会伦敦年会。苏茹丝请我到她家住了两天，才得知她母亲在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去世了。他们幼小的弟弟约翰因父亲惨死受刺激太大，小学未念完就患了精神分裂症，母亲去世后，一位好心的比他大十多岁的女基督徒侍候他直到他去世。
我告诉苏道璞的两个女儿苏茹丝和苏锦，欢迎她们回成都参加10月6日召开的华西医科大学建校75周年纪念会，大姐表示：她要照管体弱的女儿，不能远行。苏锦同饶亨利（Henry
Rodwell）出生在成都，是华大附设的外籍人员的子弟学校（Canadian
School）的校友，他俩前来参加了校庆大会。她还把父亲的学生和朋友赠给她父亲的悼词、条幅等送给校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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